1948年的那个冬天，凛冽的寒风正呼啸着穿过山海关。
此时，东北野战军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大举入关，平津战役的大局，实际上在这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当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被打得晕头转向、全线崩盘时，远在南京总统府里的蒋介石，思绪或许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三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他手里攥着的一把牌，简直是天胡开局。
那会儿，不论是看国际上的面子、盟军撑腰的力度，还是纸面上摆着的兵马钱粮，国民政府都占着压倒性的便宜。
可偏偏就是这么大的优势，怎么短短三年时间，这天就变了颜色，地就换了主人？
事后诸葛亮们常说，这是因为后来的贪官污吏太多，钞票变废纸，或者是前线指挥官脑子进水。
这些话倒也没错。
若是你把日历翻回到1945年那个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夏天，仔细琢磨琢磨，你会发现，真正的胜负手，早在日本人举白旗的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落下了。
那时候，日本这头巨兽虽然还没咽气，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就在这个乱糟糟的节骨眼上，国共双方几乎是前后脚闻到了变天的味道。
两边也都在第一时间，拿出了自己的对策。
恰恰就是这两个南辕北辙的决定，好比两列原本并排跑的火车，就在这个道岔口，一列向左，一列向右，奔向了完全两样的终点。
咱们先去重庆那边瞧瞧。
若是你站在1945年夏天的重庆，设身处地替蒋介石算这笔账，你会觉得他的路数在当时看来，那是相当“稳当”的。
蒋介石收到的风声很准：日本人快不行了。
面对这么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他心里的算盘珠子一拨，就蹦出两个字：不急。
为啥不急？
因为他觉得自己怀里揣着两张硬通货，就算自己翘着二郎腿不动弹，那熟透的果子也得掉进自家篮子里。
头一张硬通货，叫“名分”。
在他的脑回路里，日本投降，那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
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当家人，接受投降这事儿，天经地义就该归他。
别的人想插手？
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是瞎胡闹。
第二张硬通货，叫“靠山”。
他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了美国人身上。
虽说国民党的主力大军这会儿大都还窝在大西南的山沟沟里，离东北、华北这些沦陷区十万八千里，但他心里有底，因为美国人的运输大队那是随叫随到。
于是乎，他拍板定了三条在当时看来严丝合缝、挑不出毛病的策略：
头一条，主力部队原地休整，等着盟军的飞机来接，准备西装革履地飞过去接收大城市，要得就是个“体面”。
第二条，利用“名分”这张牌发号施令，勒令各地的伪军、日军“原地趴着别动”，只许向国民政府缴枪，甚至还让他们充当临时保安，把八路军的路给堵死。
第三条，眼睛只盯着大城市和铁路干线，一心指望着靠谈判桌上的条约来把战后的规矩给立起来。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乍一看那是真“稳”。
稳坐钓鱼台，以静制动，既借了盟军的腿，又借了日本人的枪。
可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桩要命的事儿。
不管是搞政治还是打仗，从来就没有哪怕一秒钟的“空窗期”。
当他在重庆翘首以盼美国人的飞机时刻表时，当他在电波里喝令日军“站好最后一班岗”时，时间可是按秒针在跑的。
而在争夺天下的天平上，哪怕是二十四小时的真空状态，都足够把历史的车轮推向另一个方向。
就在蒋介石选择“守株待兔”的当口，延安那边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断。
中共中央其实比绝大多数人预想的都要更早嗅到了日本即将崩盘的气息。
面对同样的乱局，延安的指令只有三个字：抢时间。
在延安的账本里，这逻辑是倒着来的：
只要日本人还没在投降书上签字画押，这就是战场上的无主时刻。
谁先脚跟落地，谁先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谁先搭起了台子，谁就是实打实的管事人。
什么名分不名分，老百姓才不管那一套，他们只认谁在维持治安，谁在分田分地，谁在帮大家伙儿解决肚皮问题。
这一来，一个执行力极强的链条立马转动了起来：
头一桩，把什么“防区”界限统统抛到脑后，八路军、新四军接到的死命令是火速向华北、东北的要害部位穿插。
这会儿不是讲礼貌的时候，必须赶在所有势力的前头。
紧接着，抗日根据地迅速换挡。
从游击战那种打了就跑、搞破坏的模式，直接切换成“坐堂治理”模式。
第一时间把行政架子搭起来，接管地方大权，让老百姓亲眼瞅见，一个新的、能管事儿的政府正在运转。
而在这一连串的布局里，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关于“东北”的那步棋。
“东北是咱们的出路。”
这句简短的话，分量重得吓人。
那年头的东北，那是全中国工业底子最厚实的地界，也是背靠苏联的战略大后方。
谁把东北攥在手心里，谁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工业输血，谁就有了真正打不烂的家底。
延安甚至在极短的时间里，硬是抽调了好几万干部和主力部队，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东北腹地。
哪怕那时候八路军只有两条腿，哪怕没有美国人的大飞机，哪怕要靠脚底板丈量千山万水，这个念头也从来没动摇过。
咱们回过头再来琢磨这两套路数的碰撞。
一边是坐在重庆太师椅上，等着盟友派专机，等着日本人帮忙看家护院，迷信那几张“条约”和“法理”的神力。
一边是背起行囊，靠双脚跑赢轮子，一头扎进混乱的真空地带，笃信“控制”和“速度”才是硬道理。
这就好比两个人去争一块地。
一个人手里捏着地契，站在十里地开外，等着坐轿车过去，还打电话叮嘱看门的大爷千万别给外人开门。
另一个人二话不说，直接翻墙进院，把地从头到尾犁了一遍，种子都撒进土里了，还跟隔壁邻居处成了哥们儿。
等到那辆豪华轿车终于慢吞吞开到门口的时候，才发现这院子里早就换了天地。
这不光是抢地盘那么简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哲学在掰手腕。
蒋介石的那套，是典型的“依赖型”路子。
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寄托在了外部力量（美国人、日伪军）的配合上。
他信的是既定的规矩。
而延安的那套，是彻底的“主导型”路子。
不指望任何人，不傻等任何信号，所有的主动权都要死死抓在自己手里。
他们信的是既成事实。
后来的日子证明：干等，就是最大的赌博。
当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终于坐着飞机降落在各大都会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尴尬到极点的场面：
城里头虽然还在日本人手里替他们看着，可广大的农村、中小县城、交通要道，早就布满了共产党的基层政权。
国民党的军队就像是孤岛一样，被汪洋大海给围了个严实。
尤其是在东北。
当国民党军队还在为怎么运兵扯皮、推诿的时候，中共的部队已经完成了在东北的战略铺开，接收了大批武器装备，把根据地做得铁桶一般。
那个“东北是出路”的预言，最后成了铁打的事实。
几年后的辽沈战役，正是靠着东北雄厚的工业底子和动员能力，解放军拥有了压倒性的炮火优势，敲响了国民党政权的丧钟。
历史这辆车，从来不是突然拐弯的。
1948年的那场大溃败，其实早在1945年那个夏天的决策里，就已经埋下了雷。
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关口，往往不是发生在千军万马喊杀震天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最混乱、最迷茫的前夜。
在这种节骨眼上，一个决策者是选择相信“别人会帮我守住”，还是选择“我自己先去占住”，往往就决定了最后的生死存亡。
一个选择了被动的傻等，赌的是盟友的信誉和对手的守规矩。
一个选择了主动的出击，赌的是自己的速度和执行力。
历史最终还是站在了更懂得“提前落子”的那一方。
有些时候，表面上瞅着风平浪静，大家都在等日本投降的那纸诏书。
但实际上，命运转轴悄悄转动的咔咔声，在那一刻已经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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