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周恩来翻着一叠文件,见他进来便开门见山:“中央决定,你去联合国,随后赴瑞典。”耿飚愣住了。“我不会外语。”他实话实说。周恩来摆摆手:“边干边学,部队出身更能代表国家的骨气。”一句话就把耿飚推向世界舞台。短短几天后,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又建议:“军籍保留吧,让人知道中国大使依旧是战将。”周恩来颔首,决定拍板。就这样,“将军大使”四个字第一次被正式写进文件。
不少人对这位新任大使的底色好奇。时间回到1930年,21岁的耿飚率三十名工友投奔红一方面军,从此与战火结缘。那会儿,他还是个情报参谋,最大的本事是收集国民党报纸。敌军行踪、兵力部署,往往就在黑白铅字里露了马脚,他捧着小剪刀在油灯下剪剪贴贴,自嘲“新闻官是咱谍报员”。
两年后,身负重伤的他仍凭一条受创的右腿指挥四团突围。炮火、鲜血、碎石四溅,警卫员背他越岭时,血迹一路洇红黄土。等到创口刚缝好,他拄着木棍又回到前线,“先把仗打完”是那时唯一念头。临阵擅闯敌阵虽赢了胜利,也挨了师长陈光半真半假的斥责,被罚写《反对个人勇敢》。那篇检讨如今仍存档案,却更像一段热血注脚。
1940年的庆阳高原,黄土沟壑与荒草旷野相接,野兽成群。耿飚带队开荒,老虎频频下山,庄稼被蹂躏,百姓夜不能寐。耿飚按兵不动三日,随后扛枪登山,将猛虎擒下,捆成一团拉到延安。毛泽东拍着皮毛笑道:“古有武松,今有耿飚。”一句调侃,写尽这位江西汉子的血性。
抗战结束,谈判桌成为另一种战场。1946年初,他在北平负责交通与警卫,国民党特务整日跟踪。换个人或许早已恼火,耿飚却回头买两张电影票塞给对方,轻声说:“跟了半天也累,进去歇歇脚。”特务哭笑不得,日后索性把内情全数倒出,连埋在驻地的窃听器也交代得一清二楚。叶剑英听完,不由得感叹“这是能把敌人聊‘投诚’的奇人”。
建国后,新中国最稀缺的是既懂枪炮又懂谈判的人才。耿飚入选,既出于资历,也因为性格。搬到北京饭店培训期间,他对软绵床垫极不适应,夜里翻个身总怕陷进去。有人取笑,他笑回:“战壕都睡过,这点坎能拦我?”白天学礼仪、晚上背单词,五十岁的人,硬生生把自己逼成学生。
同年9月,中国与瑞典建交,耿飚携夫人赵兰香启程。到斯德哥尔摩,寒风扑面,他的第一场官方酒会就没有翻译。有人悄悄等着看东方将军笑话,没想到他用生硬却流畅的英语举杯:“从井冈山到波罗的海,距离远,但友谊近。”掌声一下子砸在水晶吊灯下,瑞典外交通讯社次日评论:这位大使的军帽留在了祖国,但他的胆气带到了北欧。
外媒常问一句:“当将军与当大使,差别在哪?”耿飚的回答让不少记者顿笔:“以前指挥连队,今天代表国家,肩上的担子一样重,只是枪声换成了钟声。”简短,却透出老兵的稳。
在瑞典工作九年,他促成了医药、矿业、造纸等技术合作,还为我国第一批到北欧留学的学者跑手续、争名额。1964年回国休假,一位曾经的瑞典海军军官来访,握着手臂感慨:“听说您当年带十几万兵,好大的数字。”耿飚淡淡一笑:“那是一支为了和平的军队。”
1970年代后,他又先后赴丹麦、法国,直到1988年离任。四十年里,护照换了厚厚一摞,军籍一直没摘。毛泽东当年那句“可以保留”看似随口,却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和平使者也能是久经沙场的悍将。
将军与大使,表面两种角色,实则是同一脊梁。耿飚的经历说明,战场与外交场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从延河边的枪声到联合国的钟声,有的人只换了制服,初心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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