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日下午三点，延安城外薄雨初歇。毛主席的窑洞里灯光昏黄，院子里只有警卫李银桥来回踱步。忽然，一位穿灰布中山装的客人在门口现身，他的到来让李银桥怔了几秒——那人正是久居重庆、极少踏入延安的王明。寒暄过后，李银桥领着他进屋奉茶，自己则守在门口。屋里谈话声由低到高，十几分钟后已能听出明显的争执。不久，王明匆匆告辞。客人前脚刚走，毛主席对李银桥挥挥手，压低嗓音丢下一句：“这个同志曾想要我的命！”警卫员不敢多问，却再也忘不了那一刻的复杂神情。
事情要从二十年前说起。1928年，王明背着行囊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他的俄语学得飞快，半年的课堂笔记竟能直接译成讲稿。学霸身份加上米夫的赏识，很快让他成了留苏学生中的“风向标”。同年冬天，学校内部两派争吵升级，王明借机塑造“斗争样板”，率人举报对手“江浙帮”，十二名学生被连夜驱逐。这次操作，既奠定了他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领衔地位，也让人第一次见识到其雷厉风行的手腕。
1931年，顾顺章叛变，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远在莫斯科的米夫拍板，要王明推举能“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人主持国内工作。于是，24岁的博古成为临时中央的牵头者。资历尚浅的青年一夜之间握有重权，不少同志心有疑虑，可王明一句“执行国际方针”堵住了众人的嘴。事实证明，年轻的博古在军事战略上几乎照搬文件，一味冒进，“左”得彻底。毛主席后来形容那段日子：“白区损失干净，苏区损失大半。”话锋尖锐，却不算夸张。
形势风云突变的1935年，国际局势迫使苏联调整策略。前脚还在提“全面总攻”的王明，后脚就高喊“全部服从统一战线”。口号翻转之快，让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指战员摸不着头脑。毛主席夜读王明电报，只叹一句：“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往左倒；刮右风，他就往右倒。”虽语带无奈，却道破根本。
1937年9月，王明返回延安。毛主席亲自迎接，并称他“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几句客套并非虚情。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启动，需要有人在国统区周旋，王明熟悉苏联，也熟悉南京，确实是合适人选。然而，王明并未消停。在武汉，他频繁以“政治局意见”为名对外发声，甚至擅自署用毛泽东名义发布谈话。延安来电要求刊登《论持久战》，他却以“篇幅太长”推托。许多延安干部暗自摇头，但毛主席仍在政治上给他“留余地”。
1943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酝酿。讨论会上，不少人提议对王明“左倾”错误一锤定音，毛主席却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张保留其中央委员资格。到了1945年七大投票，王明依旧高挂候选名单；多数代表心里犯难，票箱前犹豫良久，最终还是让他跌至倒数第二。毛主席解释得坦率：“要给人改正的门路。”
然而，宽厚未能换来理解。1948年那次冲突，王明再度要求“重评决议”，仍坚持自己的路线没有问题。毛主席拍案而起：“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话音里火药味十足。当天深夜，周恩来赶到，陪同主席整理会议纪要。李银桥在门口守到天亮，才看见主席揉着太阳穴，自言自语：“他如果回到1931年，还会那么做。”
1956年八大预备会，毛主席又建议把王明列入中央委员名单，遭到部分代表反对。几番劝说后，王明依旧连任，只是已身在莫斯科疗病。第二年12月，主席访苏，特意派赖祖烈、黄树则登门探望。王明笑谈往事，但表态“暂不归国”。此后十余年，他几乎与国内断线。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莫斯科，一生再未踏上故土。
回首王明的政治轨迹，两条线索格外醒目：其一，牢牢绑定苏联；其二，对自身利益的敏锐计算。早年，这种路径带来快速晋升；中年，却成了难以摆脱的枷锁。毛主席多次给出改正机会，皆因他“仍代表一部分人”。遗憾的是，机会没被珍惜。长征、抗战、解放，每一次关键拐点都能看到王明的身影，可惜选择频频脱离实际。终局落笔莫斯科，既是情理之中，也是历史的冷峻注解。
毛主席那句“想要我的命”并非夸张。1934年博古电令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一度提议留下毛主席与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明里是分工，实则险恶。若真照办，很可能被围歼在赣南。这段内情多年后才零星披露。了解了背景，再回想1948年窑洞里的激烈争吵，就能体会领袖心中并非私怨，而是对党和战争成败的深切忧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