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被毛主席紧急召见，主席见面说：你对《论持久战》有何意见|延安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延安杨家岭突然传来紧急电话：中央首长让莫文骅即刻前往枣园。接线员只说“事关学习”，并未多做解释。电话挂断，莫文骅收拾文件，匆匆踏上尘土飞扬的小路，心里却在猜测主席又要交代什么新任务。

推开窑洞的门，毛主席正伏案修改文稿。见莫文骅进来，主席抬头劈头一句：“你对《论持久战》有何意见？”话音刚落，屋里顿时安静。莫文骅心口一紧，他明白，这篇刚完成初稿的长文是党中央即将公开的战略宣言，容不得半点含糊。

他起身答道：“报告主席，目前还在细读，尚未提出修改意见。”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水烟袋，追问：“为何迟迟不提？前线将士等着吃‘粮食’，耽误不得。”莫文骅只得如实相告：初稿还未完全吃透，昨日想再读一遍，却被人拿去复印。他颇有些懊恼，“恐落下疏漏。”主席沉思片刻，示意他坐下，语气缓和：“年轻人不怕慢，但要紧的是心里要有数。”

这一幕后来被莫文骅视作“人生中最惊险的课堂”。而要理解主席为何如此急切，还得把时间调回更早的西北红军大学岁月。

一九三五年底，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陕北的土窑洞里办起了新校——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为政委，年仅二十七岁的莫文骅担纲政治部主任。那时的课堂用油灯照明，学生多是刚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红军老战士。识字课、地图课常常挤在同一间窑洞里连上，粉尘四起，却从没有人抱怨。

毛主席时常步行来到学校，问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学员识几个字了？”二是“时事政治讲通透没有？”他坚持认为枪杆子和笔杆子缺一不可，“只会打仗，不懂政治，迟早要吃亏。”就这样，拉大锯般的土话和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烟火味浓重的山沟里交织，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

在紧锣密鼓的教学背后，国际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卢沟桥枪声响起的前三个月，毛主席已在凤凰山窑洞里连夜起草《论持久战》。这部二万余字的讲稿，既是抗战战略，也是鼓舞士气的宣言。初稿写成时，主席特地批注：“请莫文骅同志过目，提出批评。”那封亲笔信至今仍珍藏在莫家后人手中。

初拿到草稿，莫文骅心潮澎湃，却也捏着汗。整篇文字纵论国内外形势、兵力对比、战略阶段，条分缕析；但不少战例与数据，对他来说还是生涩。正当他挑灯夜读准备做批注，电话骤响，警卫干脆利落地说：“主席要收回稿子，刻印排版。”于是他只来得及在扉页写下寥寥几行感想，便交还。未料，这成了后来被“检举”的把柄，被误认成故意压着不下发。

与此同时，他在留守兵团的日子并不轻松。八路军大部东征后，延安周边留下的不过一万五千余人，任务却是“保卫党中央，巩固边区”。老战士盼上前线，边区政府要粮要布，军民间小摩擦不断。一次，某村民反映部队借耕牛未还，地方政府指责“军队拿枪说话”；部队回信里火药味十足：“政务员扣了我连俸给群众，咋还欠人情？”摩擦在电话线上来回拉锯。

莫文骅认为需要高层协调，便私下发了封电报给边区副主席高自立，希望政府帮忙调剂物资。电报内容措辞激烈，结果被送到主席案头。毛主席召集军政双方，当面训诫：“自己问题先摆桌上，不要把责任推给老百姓。”他举例说道，兵不守纪律，人民怎能支持长期抗战？肖劲光、李富春在旁沉默点头。

也正是在这段紧张的日子，《论持久战》全文终于排印成册，下发全党军。莫文骅被要求在兵团范围内组织学习，他干脆把各团政委集中到北门外的窑洞，每天午后轮班领读。有人问，《论持久战》最要紧的是哪一句？他敲着桌面说：“坚持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念，这八个字，比子弹更硬。”

时间走到一九四二年秋，留守兵团撤销，莫文骅被送入中央党校深造，并兼任第六支部书记。党校教员多是中央高级干部，但莫文骅自觉底子薄，坚持随身带两样东西：一本《矛盾论》笔记本，一支铅笔。白天上课，夜里批阅学员读书报告，常常熄灯后窑洞里还闪着火柴亮光。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摆摆手：“写字比行军轻松多了。”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新的决战舞台。莫文骅跟随十四兵团进入关外，从黑水沉沉的松花江一路南下。四平街会战夺取要塞时，他每天在指挥所和前沿之间来回奔走，随身只带一个帆布挎包，里面依旧放着《论持久战》的小册子。参谋有些不解，他顺手翻到一段给年轻军官看：“战争持久，胜利属于我们，中国将由此获得新的生命。”

一九五一年夏，他奉调北上接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途经北京。秘书叶子龙捎话：“主席今晚有半小时空档，请来坐坐。”晚餐极其简单，桌上辣椒炒豆腐、白菜疙瘩汤，外加三两白酒。毛主席夹菜时笑道：“你现在是大军区干部，吃得比我好吧？”莫文骅急忙放下筷子：“首长还记得当年让战士识字那碗小米粥，我们不敢忘。”一句话把两人带回延安的土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