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崔忻题刻”拓片。
“刘含芳题刻”拓片。
二十世纪初，关重忠拍摄的在旅顺原址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
唐鸿胪井碑遗址现场及文保碑。
本文配图均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提供
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的唐鸿胪井碑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但在1908年，却被以“战利品”的名义非法运至日本，自此远离故土118年。
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中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一直为唐鸿胪井碑回归中国而不懈努力。就在今年1月，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联合编纂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以下简称《总汇》）在上海发布，完成唐鸿胪井碑流失日本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完整证据链，还原了日本以日俄战争“战利品”为由，非法劫掠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并将其运至日本的事实。
这本800多页的书系统梳理了迄今存世的唐鸿胪井碑在旅顺原址及日本的图片、唐鸿胪井碑题刻拓片、唐鸿胪井碑自诞生至被掠入日本期间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以及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于唐鸿胪井碑的研究著述，为唐鸿胪井碑的进一步研究和追索搭建起完整、系统、可靠的史料与文献支撑。
为什么要立唐鸿胪井碑？
1300多年前，为什么要立唐鸿胪井碑？
这得从唐朝初年说起。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靺鞨族建立了地方政权震国，其首领大祚荣自称震国王，后派其子到唐朝宫廷任职以示归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同年底改元开元），唐王朝派遣郎将崔忻任鸿胪卿，出使辽东。崔忻率团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都里镇（今旅顺），海陆兼程到达震国都城（今敦化），举行仪式宣谕震国为忽汗州（以其境内有忽汗河得名）并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震国自此正式隶属于唐王朝。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崔忻在返回长安途中于旅顺黄金山南麓及西北麓各凿井一口，并在西北麓井旁一块“其大如驼”的巨石上铭刻3列29字：“勑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该铭刻位于碑石左上部，面积大约纵35厘米、横14厘米。这就是唐鸿胪井及鸿胪井碑（又称鸿胪井刻石）。据日本海军省档案《唐碑略图》附记和日本学者渡边谅实际测量的数据：整个碑石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约9.5吨。
唐鸿胪井碑石另有7则题刻，多为历代官员和学者览碑纪事。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带人筑亭保护鸿胪井碑，并在原刻石左侧又添镌小字五行。碑亭于次年八月建成竣工，横梁上刻有“唐碑亭”3字。
到20世纪初，俄国、日本两国先后占领中国旅顺地区。在此期间，俄国和日本拍摄的旅顺口相关环境的照片中，能够清晰辨认出位于黄金山脚下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此外，日本关重忠等人拍摄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近景照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鸿胪井碑的立面和碑亭结构及相邻建筑。
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总汇》主编之一段勇撰文表示，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价值，有着坚实的文献与影像佐证。更可贵的是，在唐鸿胪井碑于旅顺原址留存期间，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镜头之下，石碑的形制、唐碑亭的风貌清晰可辨，为今日追溯其历史原貌、佐证其文明价值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
流失至日本逾百年
“回望近代中国，山河破碎之际，文脉亦遭重创。在众多流失文物中，唐鸿胪井碑的命运尤为典型。”段勇的这段描述揭示了唐鸿胪井碑的流失背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该文件列举了“搜集”中国文物的方法，要求“搜集”、运输、分类各环节均须受军队长官的指挥和监督，以确保“搜集”到的文物由帝国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不幸沦为列强角逐的主战场，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无力捍卫主权，只得无奈宣布“局外中立”。日军取胜后，随即占领旅顺等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并迅速启动新一轮文物“搜集”，而唐鸿胪井碑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成为被觊觎的目标。
1905年7月，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部委派秘密到访旅顺，考察唐鸿胪井碑价值，其相关意见被记录在《旅顺唐碑调查报告》中。根据日本学者酒寄雅志在《渤海与日本》一文中的表述，1907年内藤湖南在东京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唐鸿胪井碑“最近在旅顺被发现”。
就在1908年，在旅顺黄金山脚下矗立的唐鸿胪井碑和碑亭，被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运至日本。据《总汇》主编之一姬巍介绍，日本海军装船运输时，碑亭的体量难以完整吊装，从其原有的照片和到日本的照片对比可知，采用了切割的方式，文物因此受到破坏。
1908年4月，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致侍从武官长的报告所附《唐碑亭记》，还原了这起掠夺的全过程：“唐碑亭由碑和石亭构成，位于旅顺黄金山北麓港口以东数百步处……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我军占领旅顺后……此唐碑亭被搬移到东京，现在宫城内。”
在1908年日本编制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中，也明确记载：“唐碑亭，四十一年四月三十日送至宫中。附言：该物品原位于旅顺黄金山麓。”这是日本将唐鸿胪井碑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劫掠至日本的关键证据。
在1923年日本印制的《宫城写真帖》收录的照片中，唐鸿胪井碑及碑亭被公然置于专门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侧面，亭柱上清晰可见断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造，唐鸿胪井碑在日本的法律身份被扭曲界定为所谓“国有”。段勇表示，这一单方面的法律认定，无法改变、更不可能抹去其作为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的本质。
研究和追索从未停步
100多年来，围绕唐鸿胪井碑的研究和追索从未停步。在《总汇》发布当日签署的《关于呼吁日本返还唐鸿胪井碑的上海宣言》中，列举了一连串名字，以铭记他们为研究、追索唐鸿胪井碑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深切缅怀以乔德秀为代表的先驱，于艰难时世中坚守对唐鸿胪井碑的追踪记录，始终秉持国宝必归的坚定信念，为后世追索奠定精神根基；深切感念以韩树英、罗哲文、平山郁夫为代表的前辈，积极推进中日双边沟通与追索协商，凝聚起中日民间守望相助的共识与力量……”
根据《总汇》梳理的“唐鸿胪井碑大事记”，1911年，乔德秀在《南金乡土志》中记载了“鸿胪井”词条：“唐贞观年鸿胪崔忻所凿，在旅顺口黄金山之北麓，刻字于石上。其石今为日本汽船载去。”
1936年，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其编撰的《满洲金石志稿》中，对刻石的位置、题刻内容、题刻缘由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1978年，《旅大乡土历史教材资料》收录了唐鸿胪井碑的有关情况、拓片等内容。1979年，鸿胪井遗址被列为大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对唐鸿胪井碑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2001年，王仁富等志愿者成立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
为研究和宣传唐鸿胪井碑，王仁富倾注了后半生心血。2011年，日本大地震。王仁富向日本皇宫宫内厅写信表达慰问之情，同时询问“唐鸿胪井刻石平安否”；同年6月，王仁富收到回函，得知唐鸿胪井碑安全无恙。这件事被记载在《总汇》中的《日本皇宫的回信》一文中。
该文作者黄明超是王仁富寄至日本之信的译者。“我们开门见山地问：教授，你为什么多年研究寻访唐鸿胪井刻石？他说，唐鸿胪井刻石是一根没有拔出来的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感到心疼。”黄明超在文中描述的和王仁富的对话表达了唐鸿胪井碑流失留在人们心中的伤痛。
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是《总汇》编纂方之一，也是推动唐鸿胪井碑研究和追索的社会团队之一。“714指公元714年，是唐鸿胪井碑的诞生之年。”姬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此为名，是想让公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文物的千年历史，从而意识到追索的紧迫性。
段勇表示，唐鸿胪井碑镌刻着中国古代王朝册封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厚重历史，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意义、深远历史价值与独特文化价值。这一价值定位，与国际社会关于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标准高度契合。
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为破解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这一国际性难题，提出了兼具原创性与可行性的中国方案。
《总汇》发布仪式上，《总汇》编委会向日本文化机构代表赠书。双方共同发表宣言，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遵循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纠正历史错误，早日返还唐鸿胪井碑。（本报记者 赵晓霞）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2月02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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