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前后，台北冬雨连绵，一位六十出头的老人被推着走进医院检查室。医护人员只当是普通军眷，谁也没多看一眼。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目光昏花、步履踉跄的老者，曾被视为云南一地未来的“少帅”，还是“云南王”龙云的长子——龙绳武。
这位老人的人生轨迹，有些诡异。少年时含着金汤匙，青年时握兵权、揣重金，中年时在香港、台湾之间摇摆，最后却困守孤岛，连父亲的身后事都赶不上。许多人不禁要问，他当年为何要放弃新中国给出的省级高位，执意远走台湾？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晚年孤独失明的境地？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二十世纪初年的云南。
一、从“问题学生”到法国军校高材生
1902年，龙绳武出生在云南昭通龙家，一个典型的军人新贵家庭。父亲龙云在滇军中一步一步打拼，经过1927年前后与几位滇军将领合力赶走唐继尧，逐渐坐稳云南军政首脑位置，人称“云南王”。在那样的家世背景下，长子几乎天然被视作接班人。
按照当时军阀之家惯例，长子要“承家业”，龙云很早便把他送进云南讲武堂。讲武堂号称军中名校，却管得极严，偏偏龙绳武骨子里不太服管。训练紧，他就溜出校门；禁足一周，他还惦记着出去玩。一次在校内被教官当众训斥，本该立正听命，他却忍不住顶了几句嘴。
教官恼羞成怒，拔出指挥刀作势威吓。龙绳武年轻气盛，也抽出随身带的彝族袍刀，把对方的指挥刀打落在地，扭打间还把教官掀翻。事情闹大后，校方准备向“龙公馆”告状。这下轮到他害怕了，深知父亲对子女极严，宁可逃跑也不愿挨一顿家法，趁夜从讲武堂翻窗离开，悄悄回昭通老家。
按理说，这样的“熊孩子”，很容易就被父亲下令收拾得服服帖帖。但云南当时局势微妙，唐继尧虽已衰落，却仍掌云南大权。龙绳武绕开父亲，直接托人向唐继尧提出想出国读书的请求。那时云南与法国关系紧密，法商、法顾问遍布滇越线，派学生去法国，既是面子，也是政治姿态。
在这种背景下，这位惹事的龙家公子，反倒被安排去了法国圣西尔陆军学校受训。那所军校由拿破仑时期创设，后来与美国西点等并称为“四大军校”，名头不小。很多云南军官羡慕得不得了，心里也清楚，这一位能进去，靠的不完全是考试，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云南王”。
在法国的几年，龙绳武一边读书，一边接触军火商、军械厂代表。军校课程里有不少武器构造、战术理论，他倒也肯用点功，对法制枪炮熟得很快。出于身份和地缘，他经常被法方当成云南军购的未来联系人围着转，酒局频繁，日子过得算得上风光。
学成回国的路上，他经越南海防转回昆明。彼时海关还掌握在法国人手里，对中国旅客颐指气使。龙绳武穿着笔挺军装前去办理手续，几个法国海关人员却懒洋洋地爱答不理，甚至出言讥讽。双方言语一冲突，他火气上头，挥手便抽了对方几个耳光，硬生生打掉了人家的牙。
结果自然是被当地宪兵逮进牢里。还是龙云亲自出面，打电话到法属当局，总督府那边做了协调，人才被放出来。这一折腾，让这位龙公子更添几分不可一世，他很清楚，云南境内法国人都要看龙家的脸色行事，这点底气，在他年轻的性子里越烧越旺。
回到昆明后，龙绳武先在父亲的警卫团任团附兼营长。云南社会当时鸦片种植泛滥，民间、军队抽大烟极为普遍，他本人也难以避免。后来他回忆那段日子时说，滇军打仗出门，“一条步枪、一条大烟枪、一个水烟筒”几乎成了标配，这话略显夸张，却点出了当年的风气。
就在这段时间，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关系悄悄发生变化。北伐之后，中央势力开始伸手云南。老蒋想拉拢地方实力派，常用一招就是“认义子”。有一次在南京的会见上，他看着身材高挑、举止潇洒的龙绳武，语气半真半假：“这孩子挺机灵，让他叫一声干爹如何？”龙云当场顺水推舟，龙绳武也被带去溪口“认亲”。
多年以后，龙绳武在台湾否认这一段“义子”往事。但多位云南旧部在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类似情节，细节不尽相同，方向却一致，很难说是无中生有。这层微妙的“干爹”“亲爹”关系，为他此后的抉择埋下了伏笔。
二、腾冲退却与军旅生涯的逆转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抗战爆发。云南作为大后方位置重要，滇缅公路、航线运输都要经过昆明、滇西地区。按说龙绳武有法国军校背景，又是龙家长子，理应领兵上前线。但他并不想冒这个险，向父亲提出，想在后方找个比较安稳的职务。
最终，他被任命为昆明行营第2旅旅长兼腾龙边区行政监督，权力不小。腾冲、龙陵位于滇西，靠近缅甸，当时在很多云南军人眼中，那地方就是“后方的后方”，日本人就算打到贵州，也很难绕这么大一圈攻到怒江以西。龙绳武心里很清楚，这个位置既安全，又有油水。
谁都没预料到局势转得那么快。1942年年初，日军沿泰缅方向南北夹击，迅速占领缅甸大部。中国远征军奉命入缅援英，结果在指挥权、补给上与英美矛盾重重，战局节节败退，不得不从缅北败退回国。日军顺着滇缅公路一路追击，很快逼近滇西重镇，5月初攻占国门畹町，随后又迅速占领龙陵。
就在短短几个月里，原本自认为绝对安全的腾冲地区，突然变成了抗战正面战场。怒江天险虽然挡住了日军东进脚步，但怒江西岸，整个腾龙地区几乎裸露在敌军眼前。当地老百姓此前看报纸，还以为远征军捷报频传，谁能想到战线会一下子拉到家门口？
面对紧迫形势，龙绳武一封封急电往昆明，请求调离腾龙，语言里满是焦灼。他在当地多年，搜括了不少鸦片、玉石、象牙等贵重物品，还征用几十匹骡马，派部队押运。决定撤离那天，他并没有留下坚决死守的姿态，而是带着这些财物，浩浩荡荡向昆明进发。
当地文职人员一看负责的军政长官都走了，也纷纷自顾不暇，弃职远走。就在这种几乎完全空城的情况下，仅两百多名日军便顺利进入腾冲，几乎未遇抵抗。公开记载显示，1942年5月，腾冲陷落，被占领两年多，其间城池凋敝，百姓遭受极大苦难。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展开反攻，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斗之一，就是收复腾冲。经过三个多月的鏖战，付出近两万名官兵伤亡的代价，腾冲才重新回到中国军队手中。许多参加反攻的老兵，后来谈起腾冲，语气沉重，提到的永远是“血战”。
有意思的是，腾冲失守这段历史，在云南民间流传的故事里，总会提上一句“当年某位长官早早撤走”。到了台湾，部分旧军人回忆录里也点名批评龙绳武“不战而退”。对龙家长子来说，这一次撤离，不仅是战场上的失分，更是名誉上的裂痕。
抗战后期，随着美国空军进驻云南，中央军在滇西、昆明一带的存在感增强。龙云既要配合抗战，又要守住云南的自主空间，常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两人间矛盾日积月累。1945年抗战胜利后，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中国出兵受降，这在云南军界被视为“出海口”的重大机会。
龙云主动表示愿意派滇军主力入越受降，同时打听到将在当地成立临时军政府，心里自然有更长远的盘算。他一方面听命中央，另一方面又暗示手下主将，希望为龙绳武争取军长位置，把长子推上前台。
彼时，新编19师师长龙绳武原本有机会接任第60军军长。但云南内部派系复杂，卢汉虽与龙云有亲戚关系，利益上却分歧越来越大。再加上蒋介石从中挑拨，卢汉表面上表示拥戴龙绳武，暗中却密信南京，推荐曾泽生担任军长。龙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部队开赴越南、云南防务空虚之时，杜聿明率中央军长驱直入，以武力迫使他交出云南军政大权。
局势逆转后，蒋介石确实照顾了一点“情面”——60军军长由曾泽生出任，龙绳武挂名副军长。可副军长终究不是实权，等到60军奉命调往东北，与解放军展开内战时，他始终心不在焉，一直推托不肯真正就职，军中对他的评价愈发尴尬。
三、从“省级高干”到台湾孤老
1945年之后，龙云被调往重庆、南京任虚职，表面上升格为中央要员，实际上行动处处受限，几乎形同软禁。为了防止龙家在云南再成气候，蒋介石又以“参加中央训练团将官班”为名，把龙绳武调到南京学习，以便置于自己眼皮底下。
训练结束时，蒋介石特意把他叫去谈话。据不少旧部转述，场面很客气，蒋氏一句“以后带兵的机会还多”听上去像鼓励，其实也是提醒——只要肯听话，前途不算坏。问题在于，龙绳武早被优裕生活养得散漫，对真刀真枪的军职没有太大兴趣，更不愿再钻进中央军那套森严体系。
不久，他便悄悄离开南京，转道去了香港。蒋介石获悉后，派人送去一张特字号党证、一纸少将任命状和一枚抗战胜利勋章，希望把这位“义子”再拉回来。但龙绳武已然下定决心，客气收下东西，就是不肯回南京。
1948年底，国共内战大势已定，龙云也离开南京赴港。老一辈云南军政人物聚在维多利亚港边，你看我，我看你，人人心里都明白，以前那套格局已经撑不下去了。龙云派龙绳武出面，往返于南京、广州之间，探听蒋、李两方面的态度，试图争取一条“保云南”的退路。
一次飞往广州途中，何应钦在机上与他闲谈，话里话外流露出希望龙云回滇，出任云南绥靖公署主官的意思。龙绳武略带试探地回答，大意是“若只管云南一省，老太爷未必愿意；若滇黔康三地同管，或许还能考虑”。机上其他旧将也劝他尽量说服父亲，但谁都明白，这其实已是风雨飘摇中的权力交易。
很快，香港报纸登出“龙绳武同机赴广州”的消息，各种猜测满天飞，认为“云南王”要卷土重来。龙云不得不公开自己写给李宗仁、何应钦的信件，明确表态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1949年8月，他联合黄绍竑等四十余人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与蒋氏集团决裂，拥护中国共产党。次日，当记者追问云南局势时，他干脆抛出一句“云南起义”，表明态度。
龙绳武这一次跟着父亲，站到了“起义”一边。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庆前夕，龙云从香港写信叫长子到北京观礼。中央方面十分重视龙家的象征意义，周恩来亲自安排接见。谈到云南工作时，总理语气平和，却透出信任：“云南是你们熟悉的地方，希望你回去参与建设。”
新中国初期，地方政权架构仍沿用部分旧制，“省政府委员”这个头衔的份量不轻，几乎相当于省级领导班子成员。就龙绳武的实际战功而言，谈不上有大建树，但中央仍准备委任他为云南省政府委员，这既是对龙云的重视，也是一种团结地方旧势力的信号。
事情偏偏就卡在这个节骨眼上。起义后不久，他的胞弟龙绳曾又接受台湾当局任命，在云南边地拉拢地方武装，参加反共活动，最终在清剿中被击毙。龙绳曾在滇黔一带曾试图建立私人武装，龙绳武早年多少牵涉其中，新闻传来，他心里一惊，立即想到：一旦回到昆明，肯定会被调查。
更现实的一层，还在生活方式上。龙绳武长期习惯了军阀子弟的日子，灯红酒绿、交际场合不断，新中国初期对干部生活纪律抓得极紧，他很难想象自己穿着统一干部服，按时坐办公室开会的样子。加上他对“继承父业、再掌云南”的幻想并未彻底熄火，对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宣传也抱有几分期待，于是提出先回香港处理私人事务。
从北京离开后，他再没有按原计划赴昆明报到。表面上是“暂留香港”，实际上已经开始与大陆渐行渐远。
1950年代初，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滞留缅北的李弥部队与当地武装纠缠不清，逐渐形成金三角地区的武装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一度判断世界大战可能爆发，幻想把缅北、老挝一带打造成“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云南在这一盘棋里的位置极其重要，“龙家”这块招牌自然也被重新打量。
1954年底，“调查局”副局长龙庆恩在香港与龙绳武接触，明里讲“安全考虑”，暗里摆出的诱饵却是“出力反攻”的机会。思前想后，龙绳武作出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选择——前往台湾。到台后，他获授“少将参议”名义职务（一些材料记为中将，他本人回忆则称是少将），领的是军职薪饷，却没有实权。
龙绳武不愿再穿军装，自觉年龄、阅历都不小，希望获安排文职，写信向蒋经国表达想法，却迟迟未获批准。后来他再去问，得到的答复颇有几分打太极：“参议不用上班。”话听起来轻巧，却点明一个现实——岛上闲置的前朝要员多得是，一个外来将门子弟，根本没有挑挑拣拣的资格。
更让他失落的，是“反攻”的机会也没轮到自己。出于对其立场和性格的怀疑，台湾方面不放心让他靠近“滇缅边区”。他一再提出去前线“帮忙”，都被回绝，甚至被列入限制出境名单，连出岛都不允许。此后无论是龙家其他兄弟想入台探亲，还是他本人想赴港见亲友，几乎次次受阻。
1962年，龙云在北京病逝，内地为这位旧云南王举行了追悼仪式，香港的龙家后人也组织了悼念会。在台北的龙绳武，只能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既拿不到出境许可，也无能为力。他是龙家众多后人里唯一坚定跟随蒋氏父子的，却几乎没得到什么实质重用，这种强烈反差，难免让人生出几分凉意。
岁月向前推移，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有人认为，他年轻时抽大烟的后遗症迟迟显现，视力渐渐模糊，腿脚行动困难，到了七十岁后，出门都要有人搀扶。子女大多在海外或内地谋生，难以长期在身边照应，他在台北的住所里，日子越来越清冷。
有一天，他独自走在街上，远远看见前方似乎有个熟悉的身影，眉宇、身形都与记忆深处的父亲极为相似。那一瞬间，他心里猛地一震，情绪翻涌，几乎脱口而出：“老太爷？”脚步下意识加快，等走近了才发现，那并不是龙云，而是一面玻璃橱窗里映出的自己。对着玻璃，他下意识拉了拉帽檐，镜中的人也做出同样动作，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老到与父亲晚年极为相像。
据熟悉他的人回忆，那次之后，龙绳武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云南、背向父亲、未能送终，这些记忆反复缠绕。他偶尔会对熟人说起故乡，却往往在话到嘴边时戛然而止，只是望向西方，慢慢摆手，不愿再继续聊下去。
1980年代末，两岸关系逐步缓和，探亲逐渐开放。有记者问他：“若有机会，你还想回云南看看吗？”龙绳武的回答很冷静，也很矛盾：“故乡早就变了样，不愿意去看，也不愿意多听。”表面说得决绝，其实更像是在躲避那段记忆——一旦真正踏上云南的土地，如何向父老乡亲解释当年的选择，这恐怕是他始终没有想好的问题。
1987年前后，他完全丧失视力，进入双目失明的阶段。1995年，龙绳武在台北去世，终年九十余岁。没有军号齐鸣，也没有繁复仪式，只是按普通退役军官的规格办理后事。与年轻时在滇西坐拥权势、出入前呼后拥的景象相比，这样的落幕显得格外冷清。
龙云一生经历清末、民国到新中国三个时代，最后长眠于内地；他的长子龙绳武却把余生耗在台湾，生前不回云南一步。父子二人，一个选择与新政权合作，一个选择跟随旧政权退守孤岛，路线不同，结局也就各不相同。对外人而言，这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家族史；对当事人来说，每一个转身，都是再也无法重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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