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日历翻到了尽头，病房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
刘亚楼躺在病床上，身形消瘦，但眼神依旧锐利。
站在床边的，是几位身姿挺拔的军人，空3师师长王海也在列。
看着眼前这几棵已经长成的“大树”，刘亚楼心里的那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他费力地抬起手，指了指面前的这群人，留下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记了一辈子的话：“看见你们能独当一面，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记住，以后的空军司令，就在你们这堆人里出。”
这话听着像是在交代后事，可你要是把目光放长远，再去细琢磨刘亚楼这十来年的排兵布阵，就会明白，这是一盘精心策划的大棋。
为了护住棋盘上这些关键的“帅才”，这位司令员哪怕被人误解，哪怕要扮“黑脸”，也在所不惜。
把时针拨回到四年前，也就是1961年的那个夏天。
西北大漠，热浪滚滚。
空军某基地里闹出了一场不小的动静。
闹事的主角是王海。
这位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军王牌飞贼打得找不着北的一级战斗英雄，此刻正为了能上天飞两圈，跟穿白大褂的医生顶牛。
双方僵持不下，官司直接打到了北京的空军大院。
按常理，当师长的带头练兵，这是多提气的事儿啊，上级不发个奖状都说不过去。
谁承想，刘亚楼接到电话，那边话还没说完，他的火气就上来了。
对着话筒，这位司令员是一点面子没给，语气硬得像块铁板：“胡闹！
让他立马给我停下来！”
没有什么“注意身体”的客套话，命令就一个：停止飞行，即刻进京。
参谋把这道死命令传达到西北，王海那个倔劲儿也上来了。
他抓起电话就想跟刘亚楼“理论理论”，哪怕是讨个价还价的机会也行。
旁边的战友见状，一把按住他的手，苦笑着劝道：“老刘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能在石头上钉钉子的主儿，你去了也是白搭。”
王海握着话筒的手僵了半天，脑子里闪过刘亚楼平日里不怒自威的样子，最后只能长叹一声，把电话重重地扣了回去。
这事儿在外人看来，简直是莫名其妙。
要知道，1961年6月的这次集训，含金量太高了。
那是驾驶歼—7战机挂载导弹进行实弹射击。
那个年头，能摸一把歼—7这种顶尖装备，还能真刀真枪地打导弹，这机会比彩票头奖还难得。
全空军是从各个部队掐尖儿选的人。
身为飞行员，哪怕肩膀上扛着师长的牌子，面对这种技术大迭代的关口，谁不想上去露两手？
谁愿意当看客？
王海心里急得火烧火燎，那完全是出于对蓝天的渴望。
可刘亚楼为啥非要做这个“恶人”？
甚至动用司令员的特权，强行按下了王海的“暂停键”？
这里头的门道，在于两个人算账的方式不一样。
王海算的是眼前的“技术账”，而刘亚楼心里装的是一本“长远账”。
事情的导火索，其实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
集训刚开始没多久，王海就倒下了。
体温飙升，整个人烧得昏昏沉沉，连床都下不来。
那会儿的西北基地，说是基地，条件其实跟荒郊野岭差不离。
医疗设备缺胳膊少腿，医生的经验也有限，围着王海折腾了好几天，连个病根都摸不着。
这下事情大条了。
要是普通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
但这高烧来得邪乎，再加上病床上躺着的是王海，这分量可太重了。
他是谁？
那是新中国空军的一面旗帜，是那是敢跟美国人在天上拼刺刀的英雄。
基地那帮领导谁也不敢担这个风险，连夜就把电报拍到了空军司令部。
电报里给了两个法子：要么把人拉到附近的地方医院凑合看，要么请北京派专家来支援。
这道单选题摆在了刘亚楼的办公桌上。
换做别人，可能大手一挥就选第一条了，就近送医，省事又省钱。
但刘亚楼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
地方医院那两把刷子能不能治好？
万一给耽误了咋办？
像王海这种把飞行技术刻进骨头里的宝贝疙瘩，身体就是战斗力，容不得半点闪失。
于是，刘亚楼拍板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简直是“败家”的决定：
调专机。
没耽误一分钟，空军总医院的顶级专家带着大包小包的精密仪器，钻进了一架专机，呼啸着直飞西北大漠。
这阵仗可是够吓人的。
为了一个人，起飞一架专机，还要跨越千里调动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值当吗？
在刘亚楼眼里，千值万值。
专家到了地头，仪器一通检查，毛病很快就揪出来了：恶性疟疾。
名字听着挺唬人，但在专家手里也就是几片药的事儿。
奎宁一下肚，王海的高烧就像退潮一样下去了。
大伙儿这才把悬着的心放回肚子里，原来是虚惊一场。
这第一回合，刘亚楼赢在“快刀斩乱麻”。
他砸下最大的本钱（专机加专家），换回来的是最小的风险（确诊快、好得快）。
可真正的较量，是在病好之后才开始的。
王海觉着自己退烧了，胳膊腿也有劲了，听着窗外战机轰鸣，心里的瘾虫就被勾起来了。
他找到主治大夫，把胸脯拍得震天响：“我全好了，批准我上天吧！”
医生拿着听诊器听了半天，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成，你这身子骨还虚着呢。”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没问题！”
王海急得直瞪眼。
你也别怪王海不懂事。
这次歼—7打靶那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对于一个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老兵，因为生病错过实战演练，那比割他的肉还难受。
医生哪里拗得过这位师长，只好祭出杀手锏：“这事儿咱们谁说了都不算，得听北京的。”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报告递到北京，刘亚楼的反应比前线医生还要激烈。
他不光一口回绝了王海的请求，还追加了一道更狠的命令：王海必须立刻、马上坐医疗专机回北京，直接住进空军总医院，给我老老实实地全封闭疗养。
这一招，直接把王海的念想给掐灭了。
王海心里有一百个不乐意，可军令如山倒。
他只能苦着脸爬上专机，飞回北京，把自己关进了病房。
住进去之后，他还跟专家发牢骚：“我这明明都活蹦乱跳了，非让我躺着，这不是那大炮打蚊子——小题大做嘛。”
真的是小题大做吗？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烧退了去上班那是没问题。
可那是开战斗机啊，尤其是喷气式飞机，还得做那些把五脏六腑都挤压变形的高过载动作。
大病初愈，身体机能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隐患，到了万米高空，那可能就是机毁人亡的惨剧。
一旦出事，赔进去的是什么？
不光是一架造价昂贵的歼—7，更是一个空3师的掌门人，一个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官。
在刘亚楼的棋局里，飞机摔了那是废铁，还能再造；训练课落下了，日后还能补；可像王海这样的人才要是折了，那是花多少黄金、多少时间都换不回来的。
这就是刘亚楼心里的“战略账”。
其实，只要你翻开王海的履历表，就会发现刘亚楼对这批年轻飞行员的“投资哲学”，那是从头贯彻到尾的。
早在抗美援朝那会儿，这种布局就开始了。
当年的王海，刚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也就是个“雏儿”。
中国空军刚搭起架子，实战经验约等于零。
换个保守点的指挥员，估计都不敢让这些毛头小子去碰美国人的王牌飞行队。
可刘亚楼当年是怎么干的？
他把这些年轻人直接推进了最残酷的斗兽场，逼着他们在空中跟强敌“拼刺刀”。
王海也就是凭着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硬是跟美国人死磕，磕出了血性，也磕出了经验。
入朝参战不到三个月，副团长的帽子就戴上了。
副团长还没当热乎，又提了团长。
仅仅五年后，直接挂帅当了师长。
这种坐火箭一样的晋升速度，背后凝聚的是刘亚楼大量的心血。
他不但亲自规划他们的成长路线，在生活待遇上也是给足了保障，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因为刘亚楼心里跟明镜似的，中国空军想要真正挺直腰杆，光靠买几架苏联飞机是不行的，必须得攒下一批像王海这样既懂技术、又有实战经验、还能带兵打仗的“种子”。
这些人，是未来的希望。
对待种子，既要让他们经历狂风暴雨（朝鲜战场的厮杀），也要在关键时刻搭棚遮雨（生病时的强制疗养）。
1961年的那次强行召回，面子上是“拦着不让飞”，骨子里是“为了以后飞得更高”。
这种“护犊子”，不是溺爱，那是最高级别的风险控制。
视线回到1965年的那间病房。
当刘亚楼对着王海他们说出那句关于接班人的话时，他大概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但他走得很安心。
因为他知道，自己当年不管是黑着脸逼他们成长，还是兴师动众地逼他们养病，这些付出都没有打水漂。
这批人，已经稳稳地站住了。
遗憾的是，刘亚楼没能亲眼看着这个预言完全变成现实。
1965年，刘亚楼因病离世，年仅55岁。
这成了王海心中一道过不去的坎。
但时间给了刘亚楼最好的答案。
多年以后，正是这些被刘亚楼骂过、管过、甚至派专机“抓”回来过的年轻后生，挺起了中国空军的脊梁。
如今回头看，1961年那个夏天，刘亚楼那一通“不近人情”的怒火，哪里是什么脾气大，分明是一个战略家对国家最宝贵资产的深情守护。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未来的这片天，还得靠这群人去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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