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哥伦比亚大学的Keith Gessen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Do Russians Really Support the War in Ukraine?》（俄罗斯人真的支持乌克兰战争？），文章以非虚构的方式描写三位民间机构调查员深入边陲采集民意的所见所感，探讨分析俄普通民众对最近这场战争的看法。
此文无意中呈现出一种“西方偏见”之外的观感：无论从官宣的公开民调，或是私下的民意采集，俄民众“表现出”对战争较高的支持率。
惶然阅毕，老斯基的困惑与思考交织在一点：
排除威权之下的言不由衷，为何还有诸多轻言战事的民众？
为何他们可忍受战争带来的重压而默不作声？
在过往的普遍历史里，发动战争总是帝王展现雄才大略的一种方式，宣传机器将其建立丰功伟业的执念冠以“人民的名义”，用各种“自古以来”的话术词汇获取正当性，以求师出有名，幻想箪食壶浆。
这个过程中，“不明真相的群众”负责被煽动，虔心献祭，成为攻伐的牺牲品；而其他“洞察真相的群众”，也难免被“裹挟”，身不由己，一起滑入战争的漩涡。
但在Keith Gessen对俄的“微观切片”中，却不完全如此。
结合其他同类题材报道，老斯基读到一类不同寻常的复杂心态。
战前，有些无望的普通人，似乎不是支持战争，而是渴望战争。
注意，是“渴望”，不是“支持”。
严谨地说，他们应是寄望战争给社会带来变动，给一潭死水的生活带来一些变数，或者一丝改善的可能性。
很多人并非愚昧而偏执，他们其实明白战争的真相，知道一切并非如官媒所言那般冠冕堂皇。
他们不是战争的狂热者，此时却并不反对成为战争的耗材。
只是因为，人生无望，生活已不能更糟糕。
这符合某些“基本盘”叫嚣“不惜一战”的心态写照。
他们想赌一次，押上余生，祈求逆天改命。
在这一点上，恋权者也正有此意，妄图通过发动战争“拯救”濒临崩溃的政经大势与岌岌可危的执政之位。
两者不经意间形成某种“共识”，上下呼应，互为因果。
于是，有人为战争捏造名义，有人为战争提供身体。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截至此刻，俄乌战事已持续1小时22分零1440天。
战场上，俄军的钢铁洪流渐成单车毛驴，兵锋如强弩之末，减员已逾百万之巨，俄之损失已远超二战后所有局部战争之总和。
双方喘息僵持，战争逐渐变成了两方民心、意志的较量。
不同于一战后期的俄国，当下战争之消耗仍未蚀断普大帝的统治支柱，即便有司将关键利率维持在16%以控通胀，将增值税提高至22%以维持军费，民调也并未看到足够的异议或反对力量，生存的压力仍未转化出足够的革命动能。
对俄政权最大的一次威胁，仍是2023年6月的瓦格纳兵变。
而普里戈津的不满，与公众的不满，显然并不在一个维度。
“拱火”的西方世界还在翘首期盼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高压之下，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沉默，俄国崩盘的临界点似乎遥遥无期。
普希金们依然循规蹈矩，托尔斯泰们还能到三亚度假，展现出他们对高通胀、高税负的极高耐受程度，尚未迸发出对类似“生存与命运”的文学反思。
除战争机器可食利于战时经济，民间亦不乏享受战争“红利”之人，喜提亲人的阵亡换来的津贴、拉达车、公寓，或者一袋土豆，面对镜头津津乐道。
随着征召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对战争抱有乐观预期的俄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但他们仍未表现出足够的不满。
只要还没被推入冰天雪地的战壕，还没被无人机追到屎出尿流，战争便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只是讣告上的一堆名字。
即便有勇敢的异议者，表达方式也较为温和，远不及波斯人那般血性。
比如，前日俄某党一名成员在地方议会发表反战言论后被闭麦，随后遭到拘留，诸如此类。
被寄予厚望的社会中坚层，即使家庭财富因此大幅缩水，但在公开反战的即时惩戒与保持沉默的或有损失之间，依然无奈地选择了后者。
这或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这时有人会意识到，“人民”是一个抽象概念，并非一个现实整体，不同阶层会有不同的诉求，对同一场战争也会有不同的态度。
这些诉求与态度也会随着战争的进程或结果发生微妙变化。
面对当前偏离预期的战时状况，即便初期对战争的支持程度不同，现在他们对和平的期盼应是一致。
只有到了“买单”的时刻，过去一直沉默的人才会感到切肤之疼。
他们才会真切理解，帝王们的战争，获益总与人民无关，代价则由人民承担，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民”。
如果时间再拨回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如果所有人都清楚，国家将陷入漫无尽头的战争泥淖，被国际社会联合制裁声讨，日常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会更为艰难困苦，他们对战争，是否还持有如此略带期盼的无谓？
他们对铁王座上的那个人，是否只能唯命是从？
只能恭维他的扩张野心，默许他的恣意妄为？
可能还是会。
在历史的“必然性”里，人民啊，不过是一群逆来顺受的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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