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那会儿，京城里出了件大事儿。
就在中轴线最南边，一帮工匠忙活开了，照着乾隆爷那会儿的图纸，硬是把永定门给立了起来。
城楼子、瓮城、箭楼，能修的都修了。
为了弄得逼真，连民国时候的老测绘图都翻出来了，边上还铺了草坪，成了个大公园，好让大伙儿上去瞅瞅风景。
这事儿乍一看挺喜庆，可要是让明白人瞅见，心里头准得泛酸水。
为啥？
往回倒个47年，1957年，也是为了修条路，这门可是被人亲手给扒了的。
先把真古董砸碎了，隔了半辈子再掏空腰包造个假的。
这买卖，怎么盘算都是赔本赚吆喝。
但在当年，这不仅是选A还是选B的问题，简直就是决定这座城命数的一场大仗。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9年看看。
刚把这儿定成首都，幸福还没咂摸透，麻烦先来了：人满为患，地盘不够用。
工厂要开工，衙门要办事，人口更是蹭蹭往上涨。
再瞅瞅老城里头，全是纵横交错的老墙和窄巷子。
对急着搞工业化的新中国来说，这些几百年的老砖墙，哪是什么景致，简直就是拦路虎。
当时摆在桌面上，其实就两条路能走。
头一条，是梁思成跟陈占祥俩人琢磨出来的。
1950年开春，这两位建筑界的大拿递上去一份沉甸甸的本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后来响当当的“梁陈方案”。
他们的眼光放得长：北京这老城是块宝，经不起现代化那套大拆大卸的折腾。
那住哪？
办公搁哪？
往西边瞧。
他们在西郊三里河那边相中了一块平地，说是能在那里重新起个行政中心，差不多50平方公里大。
这法子的核心就俩字：“分家”。
中间修条大马路连着，井水不犯河水。
真要按这路子走，北京得有两个心脏：一边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古都博物馆，一边是现代化的新城。
梁思成脑子里那幅画美得不行：四十公里的老城墙根本不用拆，上面种上花草，摆上长椅，那就是个举世无双的空中大花园。
听着是挺美，对吧？
可最后还是败给了第二条路。
这条路是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指出来的。
逻辑简单粗暴，但特别对那时候的胃口：省钱、见效快。
老大哥的意思是：别去郊区瞎折腾了，就在老城底子上改。
天安门广场当中心，把行政区塞进核心地段，长安街两边起高楼。
为啥这方案能赢？
说白了，兜里没钱。
建国初那会儿，百废待兴，国库穷得叮当响。
在老城改建，现成的马路、下水道都能凑合用。
要去西郊平地起高楼，那是从零开始，水电气路，哪样不要钱？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口号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苏联专家说得直白：北京得是大工业城市，得有宽马路大广场。
城墙挡道，碍着交通，也碍着人流动，必须得拔了。
梁思成急得直跺脚。
1952年，天安门两边的门楼子没了；转年，一堆牌楼也没保住。
梁思成在会上那是据理力争，甚至退了一步，搞了个折中方案，勉强答应行政区放天安门边上，只求别盖太高，给天际线留口气。
那时候林徽因病得都不行了，还是指着吴晗鼻子吵，撂下那句后来应验的狠话：“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将来后悔了，再盖出来的就是假玩意儿！”
可惜，理性的声音全被机器轰鸣声盖过去了。
1954年，拆得更快了；1956年，工业区划出来了；1957年，永定门也没影了；到了1958年，外城墙砖基本扒光；1959年，二环路踩着古城墙的尸骨铺平了。
为了图个“方便”省点钱，北京这学费交得太贵了。
这学费多贵？
瞅瞅别人家就知道了。
1997年，平遥进了世界遗产名录。
那地方就2.25平方公里，当年是因为穷得没钱拆，反倒因祸得福，把明清的城墙、巷子、老宅子全须全尾地留住了。
现在好了，那是活着的历史，商铺饭馆靠着这点家底，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丽江也是，八百年历史，3.8平方公里，纳西族的味儿成了金字招牌。
这些地方火了，恰恰说明“梁陈方案”看得远：别大拆大建，分区保护才是正路。
后来那些为了圈钱硬造出来的假古镇，跟真家伙一比，怎么看怎么显得廉价。
历史这老爷子，判案总是慢半拍。
50年代拆墙是为了路，觉得那东西碍事。
这一拆一修，折射的是观念变了。
后来的事儿大伙都清楚，保护意识上来了，南头古城改了，平遥房子修了，西安城墙上都能骑车了。
北京也在南中轴线上下功夫，正阳门箭楼回来了，高楼大厦也学会了给老宫殿让道。
要是当年听了“梁陈方案”，今天的北京中轴线指不定多气派，申遗的路也能好走点，那座“城墙公园”弄不好比长城还出名。
当然，咱们不能拿着现在的剧本去怪前人。
在那个连铁都不够用的年代，修路就是为了活命。
但“梁陈方案”留下的，绝不光是几张纸。
它告诉咱们：城市往前走，不非得是你死我活。
新跟旧，不是死对头。
梁思成当年的遗憾，成了后来所有古城的镜子。
好在，咱们终于学会照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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