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高校是属于事业单位，是有行政级别的。本科院校是属于正厅级架构，当然部分985高校的校长与书记会高配副部级，但行政架构上依然属于正厅级。

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和GJ行政体系一样。行政体系的主要特点就是权力决定一切，采用任命制，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这一逻辑毫无保留地延伸到高校管理的各个环节。

高校内部自上而下形成了严密的科层制行政架构，从学校层面的职能处室到学院的行政科室，行政权力贯穿于资源调配、考核评价、政策制定、日常管理的每一个节点，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无论是科研经费的分配、职称评审的规则，还是教学任务的安排、考核指标的设定，行政部门往往成为最终的决策与执行主体，学术权力在很多时候反而处于从属地位。

高校行政人员作为这一体系的执行者，其工作逻辑天然倾向于按章办事、量化管理、流程规范，追求管理的便捷性、考核的可操作性与责任的明晰化。但这一逻辑，与学术研究的本质规律本就相悖。

在这样的架构下，高校无任何行政职务的普通教师，其处境与社会上到政府机构办事的老百姓并无本质区别。虽高校有着教书育人的学术氛围，行政人员的服务态度相对温和，但在核心的资源获取、权益表达、政策参与上，普通教师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这也便能解释，为何高校中不少资深教授甚至知名学者，会争相竞聘处长等行政岗位。在行政主导的格局下，行政职务意味着权力，权力则等同于资源分配权与政策制定权。

拥有了行政职务，便能够参与到科研经费、招生指标、职称名额等核心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也能在制定考核政策、教学规则时拥有话语权，为自身与所在团队争取更多发展空间。

行政体系的评价标准是对上负责，政策制定是否符合学术规律、是否贴合教师实际需求，往往并非首要考量，核心在于是否契合上级领导的要求、是否便于上级管理考核。

只要让上级满意，行政人员的职业晋升便有了保障，在这样的逻辑下，高校政策制定很容易偏离学术本位，向行政管理需求倾斜。

当行政逻辑成为高校管理的主导，各类学术 KPI便应运而生并层层加码。从论文发表的数量、期刊的分区级别，到科研项目的立项等级、经费数额，再到教学课时的多少、学生评价的分数，几乎所有的学术工作都被量化为具体的KPI指标。

这些指标一旦制定，便会层层分解、逐级落实，最终所有的考核压力与执行任务，都落到了一线教师头上。

为了完成这些硬性KPI，教师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当教师的全部精力都被KPI捆绑，便无暇顾及教学创新、人才培养与学术探索的初心，而这样的状态，于行政层面而言，实现了易管理、易拿捏的目标。

此外，行政人员还常将本属于自身的本职工作，以规范管理、明确责任的名义无端转嫁给一线教师，而教师群体却往往无力反制。

曾听高校同行说起过一个真实案例，以往毕业论文的归档工作，由学生整理好相关材料后，交由全职教务员统一签字验收、归档保存；现如今却将这一工作转嫁到指导教师身上，由教师逐一核对、签字验收后再交教务员，无端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面对行政人员转嫁本职工作的不合理行为，教师群体理应奋起反抗、集体抵制。但现实却是，鲜有教师敢于发声，绝大多数人选择默默接受。

偶有一两位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出于对学术初心的坚守和对不合理制度的不满，敢于提出异议、进行抵制，最终却被视为另类，在工作中遭遇无形的排挤，评优评先、资源申请等方面受到影响，最终心灰意冷，要么选择妥协，要么无奈离开。

而绝大多数教师，早已在长期的行政化管理中形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面对不合理的制度，多是独善其身、各自为战。

古话说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有偏颇与无奈，却在当下高校的部分现实中，折射出普通学术工作者在行政主导格局下的尴尬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