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联合国正站在悬崖边上。
今年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突然向所有成员国发出紧急信函，声称如果再没有新的资金注入，那么联合国的常规预算将会在今年七月底之前彻底枯竭。
至于造成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不用想也知道，就是那个接连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并且长期拖欠会费的美国。
就在旧体系摇摇欲坠之际，一个由145国共同推动的新机制悄然成型——《公海条约》正式生效，全球海洋治理迎来历史性转折。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正式提议将该条约秘书处设在厦门。
一边是多边主义的“断粮”危机，一边是新型合作机制的破土而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场静默却深刻的重构。
联合国“断炊”：不是缺钱，而是缺信任
表面看，联合国缺的是14亿美元欠款；深层看，缺的是对多边体系的基本信任。
作为承担22%常规预算的最大出资国，美国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不仅拒缴2026年应缴的7.67亿美元，还累计拖欠多年会费。
2026年1月，美国更是毫不犹豫的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其中就包括31个联合国下属机构。
显然，这种退群式的甩锅，其本质上就是对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根本否定。
古特雷斯的警告之所以罕见地直白，正是因为问题已超出财政范畴。
当一个超级大国把国际义务当作可随意取消的“订阅服务”，整个多边体系的合法性根基便开始松动。即便中国等国按时足额缴费，也无法填补因政治失信造成的结构性空洞。
联合国不是银行，它依赖的不仅是资金流，更是成员国对“共同规则”的集体承诺。如今，这份承诺正在被单边主义撕开裂口。
145国另起炉灶？不，是在修补全球治理的漏洞
面对旧机制的瘫痪风险，145个国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用19年谈判换来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海条约》。
这片覆盖地球表面近70%、占海洋面积三分之二的“蓝色公域”，过去长期处于“谁强谁占”的无序状态。
深海采矿、基因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等关键议题，缺乏统一规则，发展中国家几乎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这一次的《公海条约》可谓是有了重大突破，它第一次确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挑明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公海资源不属于任何国家或者企业，因此收益必须公平分享。
这意味着，哪怕是一个小岛国，也有权参与深海科研成果的分配；一家非洲公司，也能依法申请勘探许可。
这并非“另建群聊”对抗联合国，而是对现有治理体系短板的精准补位。
在全球信任赤字加剧的背景下，各国用行动证明：多边主义并未死亡，只是需要更公平、更包容的新载体。
厦门为何成为焦点？硬实力背后是治理理念之争
既然有了新的条约，那么秘书处的选址会定在哪里呢？这无疑成了各国关注的重点。
中国提议将这一常设机构落户厦门，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基于多重现实考量。
厦门拥有国家级深海科研平台“奋斗者”号，近岸海水优良率超90%，红树林蓝碳交易占全国八成，还聚集了上千家涉外法务机构，具备承办国际组织所需的硬件与软环境。
但比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
目前全球195个联合国机构中，超过80%总部设在欧美。将首个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常设机构设在中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首次在关键国际规则制定平台上获得“主场优势”。
这不仅是地理上的东移，更是话语权结构的再平衡。
当比利时、智利也提出申请时，竞争已超越城市本身，演变为两种治理哲学的角力：是继续由传统强国主导，还是真正实现“各国无论大小，共治公海”？
新旧交替之间，世界正在寻找第三条路
有趣的是，就在中国积极推动《公海条约》落地的同时，美国传统盟友正密集访华。
过去七个月，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四国领导人相继到访北京，签署上百亿合作项目。
表面看是经济驱动，实则反映出西方阵营内部的信任裂痕——当美国以“加沙和平委员会”等私人化机制替代多边平台，甚至要求盟友“付费买永久席位”时，连最亲密的伙伴也开始寻求战略对冲。
这种“两头下注”的策略，恰恰说明世界并未简单分裂为两大阵营，而是在探索一条更务实的中间路径：既不完全倒向单边强权，也不盲目依赖日渐失灵的旧机制。
《公海条约》秘书处的选址投票，将成为这一趋势的试金石。
若厦门胜出，不仅是中国的外交胜利，更是多边主义从“形式平等”迈向“实质参与”的关键一步。
联合国或许会在今年夏天面临“断炊”，但全球合作的需求从未消失，只是在寻找新的容器。
145国共建的《公海条约》，不是对联合国的取代，而是一次自救式的制度创新。
中国提议厦门作为秘书处所在地，既是能力的体现，也是责任的承担。
无论最终花落谁家，这场围绕海洋未来的博弈，已经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不能再由少数国家说了算。公海属于全人类，而规则，终将由多数人共同书写。
参考资料：
《公海条约》今日生效,全球变暖趋势下意味着什么？.--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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