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张国焘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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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冬天，香港九龙城寨一栋老旧建筑的三楼，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坐在摇晃的木椅上。屋外是繁华喧闹的香港街市，小贩的叫卖声、汽车的鸣笛声混成一片。
屋内却异常安静，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桌上摆满了账单和借条。老人面前放着一张发黄的信纸，已经写了又撕，撕了又写。
窗外的霓虹灯映进来，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得格外沧桑。妻子杨子烈在狭小的厨房里翻找着仅剩的一点米，叹息声在这个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回荡。
米缸已经见底，下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儿子的学费更是不知从何而来。老人的手微微颤抖，终于在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1】北大学子到革命先驱的早年岁月
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地主家庭。
父亲是清末秀才，家境殷实，这让张国焘从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先在萍乡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后来考入江西省立第一中学。
1916年秋天，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这所当时中国最高学府，正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进行着一场思想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北大校园，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在这里碰撞交锋。张国焘很快就被这种氛围所吸引。
一年后，张国焘从理科预科转入政治系学习。在北大期间，他积极参与学生活动，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张国焘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成员，全程参与了这场运动。他组织演讲、散发传单、组织游行，展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
五四运动后，张国焘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思想。他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各种讨论会和读书会。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国焘是最早的成员之一。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这个小组定期聚会，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张国焘在这个小组中表现活跃，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作为北京代表，24岁的张国焘和刘仁静一起参加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大会共有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张国焘年纪较轻但经验丰富，被推选为大会主持人之一。
大会进行了七天，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这一年，他才24岁，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回到北京，继续在北京地区开展党的工作。他深入工人群众，在铁路工人、印刷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张国焘被派往这里工作，负责北方的工人运动。
1922年到1923年期间，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第一次高潮。张国焘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军阀吴佩孚派军警阻挠。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
这次罢工持续了四天，最后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2月7日，吴佩孚下令对罢工工人进行武装镇压，造成了"二七惨案"。
包括林祥谦、施洋在内的52名工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张国焘在这次运动中负责联络协调工作，亲眼目睹了军阀的残暴。
二七惨案后，张国焘转入地下活动。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张国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同年5月，他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学习苏联革命经验。
1925年1月，张国焘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张国焘参与组织了随后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这一时期，他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张国焘参加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他被派往鄂豫皖地区工作。
1931年1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这里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有红军两万多人。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这个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
在张国焘的领导下，鄂豫皖根据地迅速发展。到1932年，红军已经发展到四万多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几十个县。
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师，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
1932年10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转战，部队于12月进入四川，在川陕边界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张国焘在这里推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扩大红军。
到1933年底，红四方面军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川陕根据地面积达到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六百多万。
这一时期的张国焘，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手握重兵，控制着一大片根据地，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的一次会师，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2】长征路上的分歧与抉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次会师，本该是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却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和多次战斗，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实力悬殊很大。这种实力对比，让张国焘产生了一些想法。
会师后，中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认为应该向陕甘地区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张国焘则主张向西或向南发展，他认为那里地形开阔，物资丰富，有利于部队休整和发展。
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从1935年6月一直持续到9月。期间召开了多次会议，包括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试图统一认识。
在两河口会议上,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会上表示同意，但会后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7月18日，中央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直接指挥，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
按照计划，两路军应该会合后继续北上。但在行军过程中，张国焘多次延误，甚至要求中央红军南下。
8月上旬，右路军到达毛儿盖地区。8月20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经过七天艰苦行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地区。此时左路军仍在阿坝一带徘徊不前。
9月初，张国焘致电中央，要求放弃北上计划，主张南下川康。中央多次电示，要求执行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坚持己见。9月8日，他致电中央，命令右路军南下，并要求中央随军行动。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则跟随张国焘南下。
南下的红军在川康边界作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体上处境困难。
1935年底到1936年初，南下部队损失惨重，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四万多人。严酷的现实证明，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放弃南下计划，率部北上。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会师后的部队继续北上，于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会宁会师后，张国焘的错误逐渐被更多人认识。1937年3月，张国焘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组织对他采取了批评与帮助相结合的态度，希望他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张国焘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担任代理主席。表面上看，他的地位还算重要，但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张国焘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在党内的威信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总觉得自己当年的判断没有错。这种心态下，他与组织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1938年初，延安准备召开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得知这个消息后，心生忧虑。他担心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可能受到处分。在这种心态下，他开始动摇了。
1938年4月初，陕西省政府举行祭拜黄帝陵的活动。
张国焘作为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前往中部县参加祭祀活动。4月4日，祭祀活动结束后，张国焘没有返回延安，而是去了西安。
到西安后，张国焘住进了国民党招待所。4月11日，他向国民党方面表示愿意"合作"。
4月17日，西安的报纸刊登了张国焘的声明。4月18日，延安方面发表声明，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就这样，张国焘走上了一条与自己过去十七年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个决定，也注定了他后半生的悲剧命运。
【3】投奔国民党后的失意人生
离开延安后的张国焘，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
国民党方面确实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了他的"归顺"，称之为"共党高级干部弃暗投明"，但实际的待遇却让他大失所望。
1938年4月下旬，张国焘从西安到了武汉。当时武汉还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聚集了大量政府官员和军政人员。
蒋介石接见了张国焘，表面上很客气，说了一些欢迎的话，但实际安排却很敷衍。
蒋介石给张国焘安排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听起来级别不低，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实权的虚职。
军事委员会委员很多，张国焘只是其中之一，既没有部队，也没有实际工作。
更让张国焘难受的是，国民党内部的人对他的态度。虽然表面上还算客气，但背地里都把他当作一个背叛者。
大家都知道，一个能背叛自己原来组织的人，怎么可能对新组织忠诚呢？这种不信任，让张国焘在国民党内部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张国焘也跟着到了重庆，但他的处境并没有改善。
在重庆的几年里，他基本上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没有实际工作，也没有真正的社会交往。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张国焘开始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言论。他写了不少关于共产党内部情况的文章，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国民党的重视。
但这些文章除了让他在原来的同志们那里更加臭名昭著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好处。
1943年，国民党给张国焘安排了一个新职务——社会部设计委员。这个职务听起来有点技术性，实际上还是一个闲职。
社会部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之一，设计委员的工作就是出出主意，写写报告，完全没有决策权。
在重庆的这些年，张国焘过得很压抑。他住在一处不太好的住所里，经济上也不宽裕。
虽然有工资，但在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的重庆，这点工资根本不够用。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张国焘也随之到了南京，但他的境遇依然没有改变。
在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继续着无所事事的生活，看着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节节败退。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准备撤退。张国焘这时候面临一个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跟着国民党走？
留在大陆，他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虽然组织一贯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但他毕竟背叛了革命，不知道会不会被接纳。
跟着国民党走，至少还能有个容身之地，虽然日子不好过，但总比前途未卜要好一些。
经过反复权衡，张国焘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1949年初，他离开南京，先是到了广州，后来又到了台湾。但在台湾也没能待多久，形势的发展让他感觉在台湾也不太安全。
1949年11月，张国焘带着妻子杨子烈和儿子张海威，离开台湾前往香港。他觉得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政治上相对中立，在那里应该能安稳一些。
可是，他没有想到，在香港等待他的，是比在重庆、南京更加艰难的日子。
到达香港后，张国焘一家三口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处。当时香港涌入了大量从大陆逃来的人，房租飞涨，物价高昂。张国焘手头的积蓄不多,根本租不起像样的房子。
最后，他们在九龙找到了一间很小的出租屋，月租要五十港币，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屋子只有十几平米，一家三口挤在里面，连转身都困难。窗户很小，采光不好，白天也要点灯。
楼下是嘈杂的街市，各种叫卖声、车声从早到晚不停。晚上，张国焘躺在狭窄的床上，听着楼下的喧闹声，脑海里翻涌着过去的种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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