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3年9月27日，黄州临皋亭。
48岁的苏轼怀里抱着刚满三天的婴儿，周围全是赶来道喜的宾客，可他那张脸上，偏偏看不出一丝初为人父的狂喜。
这是他在黄州贬谪的第三年。
作为曾经名满天下的才子，如今却挂着个团练副使的空头衔，在这个穷乡僻壤靠种地过活。
看着怀里粉雕玉琢的小儿子，苏轼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洗儿诗》，字字句句不像祝福，反倒像是“诅咒”。
为什么这个被世人公认的大文豪，会希望自己的儿子“愚且鲁”？
这还得从十二年前，那个因为太聪明而差点掉脑袋的决定说起。
1071年，北宋朝堂的风向变了。
王安石的变法搞得轰轰烈烈，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
苏轼本想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但他那双眼睛太毒，偏偏一眼就看到了新法推行过急的弊端。
若是普通人，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苏轼是谁？
他是那个“奋厉有当世志”的苏子瞻。
他觉得既然看出了问题，就要指出来，这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老朋友王安石负责。
于是，他洋洋洒洒上书神宗，谈论新法之弊。
这本是一片赤诚的为国之心，在王安石眼里，却不是为了国家，而是针对个人的政治阴谋。
王安石急了。
他指使御史谢景温出面，在宋神宗耳边日夜吹风。
那时候的宋神宗年轻气盛，正想干一番大事业，最听不得有人泼冷水。
加上谢景温添油加醋地罗织罪名，皇帝大笔一挥：既然你苏轼看不惯京城的事，那就滚远点。
苏轼倒也想得开，自请外放杭州。
对他来说，这哪里是贬谪，分明是公费旅游。
到了杭州，苏轼领了个通判的闲差。
没有了京城的刀光剑影，只有西湖的波光潋滟。
他很快恢复了乐天派的本性，既然不能在朝堂指点江山，那就带着朋友们在西湖边饮酒作乐。
正是这场看似荒唐的放纵，让他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王朝云。
那是一次普通的宴席，酒过三巡，苏轼觉得乏味，便让店家唤舞姬助兴。
一群浓妆艳抹的女子鱼贯而入，唯独角落里那个身形尚小的女孩，未施粉黛，眼神清亮。
此时的王朝云年仅十二岁，虽沦落风尘，却有一股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
苏轼阅人无数，一眼便看中了她的灵气。
宴席散后，苏轼找到店家，替她赎了身。
那一刻，苏轼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觉得这般聪慧的孩子，不该在风尘中烂掉。
他把王朝云带回了家，交给妻子王闰之教导，仅仅是当做一名侍女养着。
他以为只是救了个聪慧的孩子，却不知道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孩，日后竟成了最懂他灵魂的人。
杭州的日子虽好，但朝廷没打算让他一直舒服下去。
王安石听说苏轼在杭州过得比在京城还潇洒，心里那股火又窜了上来。
一纸调令，苏轼被扔到了北边的密州。
密州不比杭州，这里是边地，民风彪悍，还正赶上旱灾和蝗灾。
苏轼收起了风花雪月的心思，带着百姓抗旱灭蝗。
三年后，他又被调往徐州，紧接着又是湖州。
这几年，苏轼活像个救火队员。
密州遭灾他抗旱，徐州发水他抗洪。
他穿着草鞋，拿着铁锹，冲在堤坝最前线，硬是保住了一方平安。
无论苏轼走到哪里，王朝云始终默默跟在身后。
在徐州抗洪最危险的时候，富户们都在收拾细软逃命，苏轼把家眷送走避难，唯独王朝云不肯走。
她虽然年纪小，却硬是要给苏轼煮饭煎药，照料起居。
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
他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兴奋地对王朝云说：“这回咱们能过几天安生日子了。”
为了表达感激，他按例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
谁知道，这封平常的感谢信，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安石虽然已经罢相，但他的党羽还在。
那帮御史拿着放大镜，在苏轼的文字里找茬，硬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更有甚者，把他往年的诗词全翻了出来，断章取义，拼凑出“反叛”的罪证。
神宗震怒。
逮捕令下达时，苏轼还在湖州衙门里办公。
两个皇差气势汹汹地冲进来，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架上了囚车。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的大牢，等待他的可能是死刑。
消息传出，昔日那些围在苏轼身边称兄道弟的朋友，瞬间作鸟兽散。
有人急着划清界限，有人落井下石，生怕沾上一星半点的晦气。
在这场人性的考验中，只有极少数人站了出来。
已经退休的元老重臣纷纷上书求情，甚至连正在养病的王安石，也忍不住叹息：“哪有盛世杀名士的道理？”
最终，在多方营救下，神宗免了苏轼的死罪，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规定“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意思很明确：留你一条命，但政治生命彻底结束。
苏轼出狱那天，恍如隔世。
回到家中，家眷们抱头痛哭。
而在人群最前面，那个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王朝云，眼眶通红，死死抓着他的衣袖不放。
对于王朝云来说，苏轼就是她的天。
天塌了，她的世界也就毁了。
一家人凄凄惶惶地到了黄州。
此时的苏轼，虽然名义上还是个官，但没有实权，俸禄微薄，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为了活下去，他脱下长衫，换上农装，带领家人在城东的一块坡地上开荒种地。
他自嘲为“东坡居士”，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
也是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光里，王朝云与苏轼的心贴得更近了。
此时的王朝云已经二十岁，到了该嫁人的年纪。
正妻王闰之是个贤惠人，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一日，王闰之私下劝说苏轼：“朝云这丫头对你死心塌地，你也离不开她。
若不给她个名分，难道让她做一辈子侍女？”
苏轼犹豫了。
他觉得自己年近半百，又是戴罪之身，怕耽误了姑娘的前程。
但王朝云不在乎。
在黄州的陋室里，她正式成为了苏轼的侍妾。
没有十里红妆，没有宾客盈门，只有两颗在苦难中相互依偎的心。
婚后的日子清苦而温馨。
王朝云不通文墨，却极通人性。
有一次，苏轼拍着肚皮问周围的人：“你们说说，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满腹经纶，有人说是满腹文章。
唯独王朝云笑着说：“依我看，学士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听完大笑：“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1083年，王朝云为苏轼生下了一个儿子。
苏轼高兴坏了。
他在官场上一败涂地，老天爷却在天伦之乐上补偿了他。
三天后的洗儿会上，苏轼看着襁褓中的婴儿，想起了自己这半生的起起落落。
因才华而名扬天下，也因才华而几乎丧命。
若是自己当初笨一点、木讷一点，是不是就不会有“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
是不是就能让家人少受点惊吓？
他蘸饱了墨，在纸上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哪里是希望儿子真的愚蠢？
这分明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父亲，对孩子最沉痛的保护。
他不求儿子飞黄腾达，不求儿子光宗耀祖，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哪怕庸庸碌碌，也好过像父亲一样，在刀尖上跳舞。
他给孩子取名苏遁，字干儿。
一个“遁”字，道尽了苏轼想要逃离世俗纷争的渴望。
可偏偏命运并不打算放过这个苦命的乐天派。
仅仅十个月后，还没学会叫爹的苏遁，因病夭折。
那个苏轼寄托了无限希望，想要让他“无灾无难”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捉弄。
苏轼抱着冰冷的小小尸体，痛哭失声。
他在黄州所有的快乐，随着这个孩子的离去，碎了一地。
王朝云更是哭得肝肠寸断。
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骨肉。
自此之后，王朝云的身体每况愈下，终日郁郁寡欢。
苏轼想让孩子“愚且鲁”以避灾祸，可他忘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无论聪明还是愚笨，弱小的生命在洪流面前，都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萍。
他虽然看透了官场的险恶，却终究挡不住生死的无常。
而那首《洗儿诗》，成了苏轼对这个世界最无奈的嘲讽，也成了他对那个早夭孩儿，永远无法兑现的祝福。
信息来源：
《苏东坡传》，林语堂，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苏轼年谱》，孔凡礼，中华书局，2005 《宋史·苏轼传》，脱脱等，中华书局，1977 《东坡志林》，苏轼，中华书局，1981 《苏东坡突围》，余秋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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