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苏雪林正在海外研究屈原，突然收到一封家书：丈夫张宝龄去世了。
她拿着信纸，手还是止不住发抖。
彼时，她和丈夫已经分居三十多年了，可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却不到三年。
就这样，两人一直没有离婚，算起来，也算是名义上的夫妻。
这期间，他们都没有读懂彼此，可直到他走了，她才第一次看懂他的心。
这段婚姻，早在1912年就定下了。那年，苏雪林才16岁，被祖父许配给了张宝龄。
张宝龄是上海商人张余三的二儿子，跟苏雪林还是很般配的。
说起来，张宝龄能够有今后的成就，也跟苏雪林有一定关系。
苏雪林从小读书写诗，才气外露。张父欣赏她的文采，不惜重金供儿子读书，就为了“配得上”这位未来儿媳。
张宝龄也没辜负期望，先读圣约翰大学，后来又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造船，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理工高材生。
可问题也在这儿埋下了：一个满脑子诗词浪漫的文学少女，一个只讲逻辑数据的工科男，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硬被家族绑在了一起。
苏雪林从一开始就抵触这段包办婚姻。她拼命争取自由，想解脱，为此考进北京女高师，又跑去法国留学。婚期也一拖再拖，甚至写信求父亲退婚。
但母亲病重，家族压力大，她最终只能认命。
在法国那几年，两人只通了三封信。苏雪林期待情感交流，张宝龄却是一个无趣的人，根本不会说些温情的话，字字客套，开口闭口都称呼她“女士”。
她有些看不下去了。她故意写了一篇反天主教的文章试探，对方只回一句：“无所谓，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
这次试探，让她更加失望了。她始终不明白：一个人，竟然可以对这样的观点，表达不出一点个人想法。
她不甘心，主动邀他来法国见面，一起去舞会、逛城市，想借此机会，增加了解，培养感情。但结果次次被拒：“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旅游”。
苏雪林火了，直接跟他断了联系：“你的信一点意思都没有，有些无聊，别再写了。”
这句话，对张宝龄伤害还是很大的。
她当时不知道，张宝龄不是对她冷漠，而是被童年的经历伤得太深。他父母脾气暴躁，动不动打骂孩子。他弟弟受不了压力，竟自杀了。
这种经历，让他对亲密关系充满恐惧。“无所谓”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
1925年，为圆母亲临终心愿，苏雪林回国完婚。两人素未谋面，婚后一同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
起初日子还算平静。他们一起种菜、养鱼，偶尔并肩散步。苏雪林后来在《绿天》里写下这些片段，语气难得温柔。
但差异很快显现。
中秋夜，她望着月亮感叹团圆，他却说：“这哪算圆？圆规画的才叫圆。”
看到路边奇花，她刚说“真美”，他立刻接话：“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一次次，把她的诗意砸得粉碎。
更让她窒息的是那栋房子。张宝龄用分家的钱，按自己专业设计了一座船形住宅。
他觉得巧妙，她却住得浑身不自在，直言：“在里面待着说不出的难受。”
他想要的是传统妻子：做饭、持家、生孩子。
她却坚持男女平等，连煲汤都拒绝：“我不是你雇的佣人。”
矛盾越积越深。两人开始分房睡，后来干脆分居。
苏雪林去了武汉大学，成为“珞珈三剑客”之一，在文学界站稳脚跟。张宝龄则辗转各地造船厂，一头扎进技术工作。
1949年，苏雪林准备移居香港，写信问他要不要一起走。他回得干脆：“我不愿意。”
从此，两人隔海相望，只剩零星书信维系着那张薄薄的结婚证。
直到张宝龄病逝，苏雪林才从亲戚口中听到真相：他临终前一直紧攥着一条旧围巾——那是她早年织的。
每次看到，都会默默流泪，喃喃自语：“我不懂浪漫，没能给她想要的爱情。”
这句话，彻底击垮了苏雪林几十年的怨气。
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不是个合格的妻子，实在对不住他。”
她甚至承认，自己能沉下心做学问，或许正因这场孤独的婚姻。若生活顺遂，未必有今日的学术成就。
两人一生都没再婚。苏雪林终身守寡，张宝龄也从未另娶。
他们用行动守住了婚姻的名分，却始终没走进彼此的内心。
后来，苏雪林成为研究楚辞的权威学者，著作等身。张宝龄则在中国早期船舶工业中默默耕耘。
各自在专业领域发光，却没能共享人生烟火。
今天回头看，最让人唏嘘的不是不爱，而是明明有机会靠近，却因为固执、误解和时代的局限，生生错过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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