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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不能为你弟弟想一想？”
我爸的筷子重重地磕在酱油碟的边沿，发出一声脆响。
一滴深褐色的酱油溅出来，落在油腻的桌面上，像一只死去的甲虫。
屋里的空气粘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
日光灯管在头顶发出持续的、令人烦躁的嗡嗡声。
弟弟林涛埋着头，只顾扒拉碗里的米饭，米粒粘在他的嘴角。
妈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那块布已经被揉搓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我慢慢放下手中的碗。
骨瓷的碗底和木头桌面碰撞，声音很轻。
我抬起头，看着我爸那张因愤怒而涨红的脸。
“那谁为我想过？”
我的声音不大，却让饭桌上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
我甚至还笑了一下。
那顿饭最终是不欢而散的。
碗筷还摆在桌上，残羹冷炙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气。
弟媳张莉坐在沙发上，抱着手臂，脸上是没有掩饰的得意和催促。
她怀孕了，肚子是她最大的武器。
她说，没有婚房，这个孩子就不姓林。
我爸林建国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皮鞋底磨着水泥地，沙沙作响。
他最后停在我面前。
他的身影很高大，几乎挡住了从窗户透进来的所有光线。
“薇薇，你弟弟是林家唯一的根。”
“这家里的厂子，你住的房子，以后都是他的。”
“你一个女孩子，迟早要嫁人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丢进一口早已干涸的古井里，听不见回声。
我妈王秀英站在他身后，拉着他的衣角，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的眼圈是红的。
我知道她心疼我。
但她的心疼，就像冬日里窗户上的一层薄冰，太阳一出来，就化成水，流走了，什么痕迹也留不下。
我看着他们，看着这张沙发，这盏灯，这间我住了六年的公寓。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用自己工作攒下的首付买的。
房贷也是我一个月一个月还的。
现在，他们让我把它过户给弟弟。
是赠与，不是借。
我没有争吵。
也没有哭。
我只是很平静地问。
“这是你们最终的决定吗？”
我爸的喉结滚动了一下，避开了我的视线。
“你别怪爸狠心，要怪就怪你是个女儿身。”
张莉在旁边凉凉地插了一句嘴。
“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的不就是涛的吗？”
我看着始终沉默的弟弟林涛。
他终于从饭碗里抬起头，眼神躲闪，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他对我说：“姐，莉莉也是为了我们林家好。”
好。
真好。
第二天，我去了房产交易中心。
我在那份叫《不动产赠与合同》的文件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林薇。
两个字，我写得很慢，很用力。
工作人员问我：“林女士，您确定吗？这是无偿赠与。”
我对他笑了笑。
“我确定。”
回到那间已经不属于我的公寓。
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些证件，还有我所有的积蓄，一张薄薄的银行卡。
我把那串串着一只小熊挂件的钥匙，轻轻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金属和玻璃碰撞，声音清脆。
我妈哭了，眼泪断了线一样往下掉。
她拉着我的手，手心冰凉。
“薇薇，妈对不起你。”
我爸站在门口，板着脸，像一尊门神。
“走了就别再回来！我林建国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我挣开我妈的手，走到他们面前。
我看着他们的眼睛，再一次笑了。
“爸，妈，祝弟弟新婚快乐。”
“这把钥匙，我交了。”
说完，我拉着行李箱，走出了那扇门。
我没有回头。
身后的哭声和骂声，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和我再没有关系。
那一年，我二十八岁。
时间一晃，就是五年。
这五年，我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条短信。
我换了手机号，换了城市，断绝了和过去所有的联系。
听说，弟弟林涛和张莉很快就结了婚。
他们住进了我的房子，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取名林宝根。
爷爷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
听说，我爸的那个小工厂，生意不好不坏。
林涛挂着个副总的名头，每天上班喝茶看报纸，日子过得清闲。
他们偶尔也会在饭桌上提起我。
张莉会撇着嘴说：“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要饭呢，一个女人家，离了家还能有什么出息。”
林涛会附和：“就是，脾气那么倔，活该。”
我爸会重重地哼一声，算是给这件事定了性。
我妈会在夜里偷偷地抹眼泪，但第二天早上，又会准时给她的宝贝孙子煮鸡蛋羹。
他们都以为，我过得很惨。
他们不知道，这五年，我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路。
又或者，他们根本不在乎。
第五年的秋天，天气转凉得很快。
梧桐树的叶子一夜之间就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一份季度财报，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
区号是我离开的那座城市。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只听得见粗重的呼吸声。
就在我准备挂断的时候，一个苍老又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是林建国的声音。
“是……是薇薇吗？”
我的心没有一丝波澜。
“是我。”
我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
“有事吗？”
电话那头，他似乎被我的冷淡噎了一下。
然后，一阵压抑的、带着哭腔的哀求声，冲破了听筒，钻进我的耳朵里。
“薇薇，爸知道错了，你救救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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