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春，北海公园岸边的柳条刚冒出嫩芽，一辆深色吉普车停在故宫神武门前。车门一开，身着长衫的张伯驹缓步走下，他的马褂兜里揣着一卷薄如蝉翼的绢本——那正是千年孤本《游春图》。从宫门到文物保管处短短数十米，小路却仿佛无尽，他走得极慢，生怕风把画轴的温度带走。交接清单签字完毕，年近花甲的他只是轻声道：“国宝回家，也算了却一桩心事。”这一幕，被当时在场的文化部官员记下，后来传为佳话。
说来世事无常。要不是家学深厚、家底丰饶，张伯驹也难有这份魄力。1898年，他出生在河南项城，父亲张镇芳因与袁世凯沾亲带故，一路官运亨通，把持皖北盐运。宅院里马厩成排，账房里的纹银堆成小山。少年张伯驹的生活与常人隔着天堑，他七岁入私塾，十三岁读洋务新学，十七岁进北洋新军骑兵科，被期望继承父业。可他偏爱诗词金石，眼里只有纸墨丹青。外人说他“不中用”，他却乐得在画卷里寻古人心迹。
在“民国四公子”中，张学良执掌东三省，袁克文沉迷赛马，溥侗流连梨园，而张伯驹最沉静——一袭长衫，满手书卷。1920年代军阀混战，当权者忙着割据，他却穿梭津京滇沪，追逐碑帖与名画。有人笑他败家，他却回一句：“钱能赚再多，千年真迹丢一次就没了。”这种执拗，后人或许难以理解，可正因如此，一百多件旷世书画才得以逃过兵燹。
抗战爆发后，日军进逼华北，许多藏家急售囊中孤本。张伯驹倾其所有，甚至抵押自宅，只为把流散海外的佚品抢回。他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暗室里，认出溥仪典当的宋徽宗《祥龙石图》，立刻凑金赎回；又在上海弄堂里从洋行手里购回《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回到下榻旅馆，抱卷席地而坐，如获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受聘燕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们常见到他夜里在煤油灯下伏案誊录古帖，那盏灯光微弱，却点亮了多少断简残篇。1956年，他携妻罗瘿公将所藏国宝分批捐献给国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手颁发奖状。名利场的身影渐渐退去，张伯驹的日子却一天天拮据，甚至靠典当旧物度日。有人私下劝他：把余下几轴出手，大可以衣食无忧。他只是摆手，连夜把箱子上了三道锁。
1957年，陈毅外长听闻此事，上门与他秉烛夜谈。两人谈诗，谈棋，也谈新政。陈毅爽朗：“老张，你这身学问，国家正用得上。”临别又嘱咐秘书备些药品补品送去，说是“文物归了国，收藏家可别倒下”。这一份惦念，张伯驹记了一辈子。
风云骤转始于1958年底。因为写戏投剧本，他被扣上“资产阶级趣味”的帽子，调离京城，工资骤减。曾经客满盈门的后海小院，一夜之间冷清。有人好心提醒：“去找周总理，准能解决。”他摇头苦笑，“怎好耽误他们为国家大事操心？”心中苦闷，只能对着空墙练字，写一句“丹青不知老将至”。
1961年春节前夕，院门外忽然停下一辆崭新的红旗。卫士敲门，恭敬地说：“陈老总请您过去，有事相商。”他愣了好半晌才回过神。那天晚上，陈毅握住他的手直说：“我了解情况，组织会给您一个合适的岗位。别急，先把身体养好。”一句暖语，让老人湿了眼眶。很快，文化部给他安排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古书画研究员的职务，补发了工资，生活暂时稳了。
然而命运还要开玩笑。1972年1月6日，68岁的陈毅逝世。张伯驹拄杖写下一副挽联，托人送往八宝山灵堂。翌日追悼会上，主席带病而来，步履迟缓却目光炯然。他在陈毅遗像前三鞠躬，转身时注意到写有“张伯驹敬挽”的花圈，便低声问周恩来：“张伯驹来了没有？”对话只有短短一句，却满是牵挂。周恩来回答：“他身体不好，没能到。”主席蹙眉：“听说他日子紧巴巴？这件事要管，别叫人家骂咱们。”
会后，国务院办公厅立即动作。很快，北京市民政局给张伯驹发放了特殊生活补贴，文化部安排专车接送体检，老宅也派人定期维修。那一日，周恩来批示的文件由专人送到后海，小院里久违地响起笑声。附近邻居悄悄议论：“老张的日子，有人惦记着呢。”
虽然晚年境况稍得改善，可长年劳顿与陈毅病逝的打击让这位老藏家迅速衰老，右眼因青光眼失明。他依旧每天抚卷摩挲，把所剩无几的珍品一一登记，吩咐后人：“国家若要，悉数无偿。”1973年初，张茜遵照陈毅遗愿，将一副玉质袖珍围棋送到后海。老人颤抖着抚摸棋子，低声自语：“棋友远去，此物为凭。”
张伯驹于1982年病逝，享年八十四岁。经他护佑的那一百余件国宝，如今静静陈列在故宫、北博、上博等处，供后人观赏。很少有人记得，他在贫病交加时仍拒绝出手残存的书画；很少有人知道，正是那句“不要让人家骂咱们”，让一个垂暮老人的晚景多了一点光亮。历史并非只有波澜壮阔的战斗与变革，这样的细节，同样能让人读懂一代领袖对文化血脉的珍视，也印证了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相连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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