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夜，秋雨初停的北平城静得出奇。可在中南海西门外，公安中央纵队的夜巡哨却格外警惕，因为距离十月一日只剩最后四天，一切风吹草动都可能与新中国的“第一声礼炮”相冲突。
谁都明白，开国大典是压倒一切的头号任务。罗瑞卿刚从东北调到北平时就说过一句话：“城里哪怕只剩一只麻雀，也得知道它往哪飞。”听着像玩笑，其实是工作要点。北平地下潜伏的特务不下两万人，四散在车站、饭店、胡同，甚至菜市场。保卫人员如果看走一眼，后果就可能是无法挽回的爆炸巨响。
罗瑞卿要的，是织一张天罗地网。他索性把刚进城的中央警卫团按师编整，再抽选情报骨干化妆出街。白天，他们是拉着板车的小贩、蹲在胡同口的修鞋匠、埋头写生的学生；夜里，换上制服接班，在紫禁城四周拉起一道看不见的铁幕。有人打趣说：“北平城从前是九门今开，现今连老鼠都得登记才能过。”
紧张气氛下，惊险插曲不少。九月二十四日，一名自称郊区菜农的吴瑞金挑着蔬菜闯进前门饭店。战士们几乎就打算放行，谁料他抬手擦汗时露出一截白得耀眼的手腕。常年种地的茧哪儿去了？一查，筐底是一枚定时炸弹，壶里藏着氰化钾。此人正是毛人凤安插的死士，所幸被逮个正着。
除此之外，还有更隐蔽的“黑影”在徘徊。公安纵队二连排长刘拴虎化装民工，连着几天在天安门广场蹲点。他发现地面留下一串新擦过油的皮鞋印，旁边还丢着半截飞马烟头。飞马是新四军根据地产的货，在北平市面难寻。这个细节便像一把钥匙。第五天清晨，一个戴礼帽的中年人拿着本子在金水桥下比划。刘拴虎一问，礼帽男慌了神，抽刀就刺。结果三下五除二就被擒回，审讯得知其任务是绘制炸点示意图，准备在大典当天引爆车队。
密网越拉越紧，但城楼里外仍要考虑许多“非敌非友”的变量。三十日晚，宋庆龄已被护送进什刹海故居。有同志担心警戒过严，惹得她误会是在“限制自由”。罗瑞卿干脆下命令：护得周全，却要保持距离，“让友人心安，也让敌人心寒。”
真正考验在十月一日清晨来临。凌晨五时，天安门广场已封成一个巨型盘扣，从金水桥到前门箭楼，一条不留缝的警戒线静静潜伏。周恩来披着风衣逐段查看。“观礼台承重试过没有？”他指着二号台问。陪同的吕展早备好答案：“古远兴参谋长昨天带一个营跳了十分钟，稳得很。”总理点头，又提醒一句：“老人家上坡道，要预先安排肩膀。”
下午两点多，彩云开了，城头铜炮齐鸣。毛主席走出城楼内厅时，对身侧警卫笑着说：“都辛苦了。”短短七字，却让好些小伙子眼眶发烫。目光转到广场，一条人浪忽然猛挤向金水桥。石栏晃动，情况危急。罗瑞卿立即调两个连呈人字形顶上去，再配合群众领队喊口令，几分钟便把汹涌潮头化散。看似随手一调，其实事先推演过十几遍，兵力、口号、撤让路线都写在纸上，如今全对得上号。
就在这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东侧的小门也发生了插曲。一个穿深蓝旗袍的中年妇女快步闯来，开口就嚷：“让开，我是主席办公室主任！”哨兵不理，“请出示证件”。对方拍拍衣兜，竟两手空空。值班长立刻打电话上报，线路直通总指挥部。罗瑞卿听完，只回一句：“照章办理。”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他没有抬头，继续看桌上密报。坚持制度，比一张名片更重要。那位自称江青的女士只得在门外干等，直到工作人员送来正式通行证，关卡才打开，全程用时不过几分钟，却在战士们心里留下深刻一课——在国家大典面前，没有特殊例外。
日落的时候，鲜红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号角声压住了广场上的喧腾。几小时前惊心动魄的暗流，此刻全被淹没在欢呼与礼炮之中。警卫们仍站得笔直，他们知道，风声鹤唳的日子也许不会马上结束，可只要“照章办理”这四个字刻在心底，再诡异的阴影也遮不住新国家的亮光。
正史往往记录宏大的决策，容易忽视那些无名的身影。其实，开国大典之所以完璧无缺，不只靠城楼上的宣告，还靠城楼下一道道再普通不过的口令——“止步，出示证件。”那一天，无数双平凡的眼睛替共和国守夜，他们的紧张、他们的笃定，早已写进了那面旗帜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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