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七月的北京闷如蒸笼。鲁迅寓所里，几个慕名而来的学生刚坐下，朱安忙不迭端上滚烫的龙井和浓稠藕粉。茶香袅袅，却没人敢下口。鲁迅皱了皱眉，拂袖回书房，留下客人与满桌热汽。
谁也没想到，等门一关，“啪”地一声脆响，隔壁传出朱安压抑不住的哭喊：“总叫我给阿迅生孩子，他都不跟我讲话，怎么生？”鲁母愣在当场，手里搅动念珠，佛号也断了。那一刻，周家台门里积攒十几年的闷雷，一下子炸开。
回想二十年前，1898年腊月，绍兴城里两家长辈凿定了这门亲。朱安生于1878年，大家闺秀，三寸金莲，女红精致；鲁迅才十七八，还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信里满是新学理想，对“父母之命”已心生抵触。
鲁瑞太太出面，一封封家书飞往南京。鲁迅起初言辞恳切：希望婚事暂缓，或让女方先读书开眼界。朱家老人摇头——“女子无才便是德”。双方僵持，街坊却早已传遍，退亲的路堵死了。
1902年，家中四弟椿寿病殁，孝期未满，鲁母更怕香火中断。她索性发电报“母病速归”。鲁迅匆匆从东京赶回，推门见母亲精神抖擞张罗嫁娶，一时哑口。
1906年正月，锣鼓声在周家台门响起。洞房里，初次碰面的新郎发现，新娘并非信里描述的“沉鱼落雁”。长脸，高鼻，裹足，举止拘谨——与他心中独立女子的形象南辕北辙。
夜深，蓝印花被面被泪水洇出青痕。天亮，鲁迅把衣物搬进书房。第三天，他又踏船东渡，理由是“学业紧迫”。留下朱安和一屋子尚未散尽的喜气。
1909年学成归国，他直接去了杭州、绍兴师范任教。逢年过节回家探母，院里灯笼高挂，他却总在台阶边停步，礼貌寒暄后转身离开。朱安一次次站在房门口，手里的热毛巾凉了又热。
两人并非毫无交集。鲁迅仍替朱安置办衣料，嘱咐佣人照看，可话始终停在“嗯”“好”之间。文化鸿沟大到连一句闲聊都难以跨越。试想，一个天天翻译《域外小说集》的人，实在不知怎样与绣花、烧菜的夫人谈天。
压力最终集中在生育问题上。鲁母盼孙心切，口里总念叨“香火”，朱安默默忍受。那天的爆发不过一句真话，她既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而是“无人启口”。
不得不说，朱安想扭转命运并非完全无力。若当年进了女子师范，哪怕读两年新学，或许能与丈夫在精神上靠近几分；若鲁迅能再多给一点耐心，也许局面不同。但历史没有假设，封建婚约像一把锁，锁住了两个人的选择。
1923年后，鲁迅北上定居北京西三条。朱安与婆婆一起被接来，三口人各住一间。夏天她仍旧烹茶煮藕粉，冬夜她为鲁迅备好火盆，可那扇书房门轻掩，外人很少见它开启。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上海大陆新村传来噩耗。鲁迅猝然离世，年五十六。守灵的人中没有朱安。她被留在北平照看遗物，只能隔着千里，焚香哀悼。
1950年代，朱安迁入北京泡子河胡同，时常捧着《呐喊》《彷徨》发呆。1958年六月，她病逝，终年八十一。遗嘱里最大心愿，是把自己葬在鲁迅墓旁，可惜未能如愿。
这段相看两生厌的婚姻，没有剧烈的争吵，也无出轨丑闻，却在长达三十年的沉默中，一点点把两个人耗成背影。根子不在个人性情，而在那个年代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它让鲁迅成了“孝子”，让朱安成了“贤妇”，却让两颗原本可能绽放的心，永远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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