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3日清晨，美国得克萨斯心脏病医院的窗外仍透着黎明前的微光。做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廖承志刚睁眼，就看见妻子经普椿守在病床前。医生反复告诫：七十五岁的病人，今后烟酒要免，肥肉更是只可远观。经普椿点头应下，接着在手术同意书旁落下一行娟秀小字：“饮食管制，由家属负责。”自此，廖家餐桌便多了把“尚方宝剑”。
不让他抽烟似乎问题还不大。几十年奔波，廖承志肺部早已落下暗疾，他自己也清楚。可一听到“以后少吃肥肉”，他皱起的眉头差点打结。打从少年时代在广州家中跟着母亲何香凝长大，他就对肥瘦相间的东坡肉来者不拒，行军路上没肉吃，他总爱回忆那口肥而不腻的滋味。如今刀口未合，一碗清汤寡水摆在眼前，他咂巴半天，幽默地说：“没有肉，这手术算是把我半条命割掉了。”话音虽轻，却让经普椿听得揪心，更将“禁肉令”记得牢牢。
回国后，他暂住在北京医院康复。偶尔外国侨领来访，他撑着拐杖也要接见。宴席摆开，香味扑鼻，他只准自己抿几口鸡汤，剩下的油花被妻子用勺子细心撇净。客人们看着两位白发老人一个板着脸管，一个憋着笑馋，啧啧称奇。那段时间，身边人暗中给他起了个绰号：“托钵和尚”——他自嘲“远望大肉，近视萝卜”。
这份“苦行”并非妻子多管闲事，而是他们共同对生死较量的默契。两人的缘分，要追溯到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乱世上海——
1933年春的一天，旧上海的弄堂里还盘桓着潮湿的晨雾。经普椿提着食盒，照例前往隔壁探望重病在床的何香凝。推开门时，一个略显福态却神情敏捷的青年正逗得何香凝前仰后合。那人面向她时，眼睛亮得像湖面泛光，礼貌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何香凝随口说：“这是我的侄儿，路过探我，很快就走。”姑娘信以为真，只记住了那声朗朗的笑。
谁知当夜枪声划破宁静。法国巡捕闯进光裕坊八号，押走“嫌犯”廖承志。直到此刻，经普椿才由父亲口中得知，这位“侄儿”竟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是中共中央特派到上海工作的地下党员。自此，姑娘才意识到，面前的青年远非闲云野鹤，而是把生死看得极轻的共产党人。
营救、反抗、再营救——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里，两家长辈的来往愈发紧密，两个年轻人也在危急中多了并肩相守的机会。等到廖承志被母亲“软禁”在家防特务觊觎时，十六岁的经普椿每天送药、洗衣、做饭，顺带“监督”病号。另一头，廖承志挥毫作画，一幅速写轻轻递过去：“像你吗？”少女的脸颊腾地红透，两人心照不宣。说白了，就是爱意萌芽。
然而好梦难圆。眼见兄长坚决反对，担心妹妹嫁给共产党会有杀身之祸，经普椿被带回上虞老家。一个月后，廖承志接到前往中央苏区的“暗号”——那支藏在香烟里的纸条。分别时，他写给少女一行字：“若真心相许，请等我两年。”信寄出，他即转身入湘粤大山。
可这一去，就是整整四年；国难当头，战火把日历撕得支离破碎。经普椿苦守在家，音讯断绝，误以为情深缘浅。直到1937年秋，她才收到潘汉年转交的一封信，里面是熟悉的字迹：“香港，再见。”原来所有来信都被她的大哥扣下。她含泪启程，与何香凝一道赶赴香港。次年1月，这对爱情长跑的男女在港岛举行小而温暖的婚礼。宋庆龄亲手替新娘戴上金项链，银光闪烁，恰似战火年代里的一束亮光。
婚后不久，抗日局势吃紧，廖承志奔波在华侨筹饷、国际宣传、交通救亡的前线，夫妻聚少离多。经普椿索性跟随到办事处，熬夜做翻译，清晨煮汤。有人问她：“图什么呢？”她笑答：“同路人，自当并肩走。”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在后来丈夫的坎坷岁月里，成了她的一生注脚。
1942年的被捕，是廖承志革命生涯里最险的一劫。乐昌、马家坝，狱墙高耸、手铐冰冷，特务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他咬碎牙关，靠漫画与诗词嘲敌自励。那封《诀普椿》辗转送到重庆的周恩来手里，再经各种渠道落到经普椿怀中。她读至“卿出革命门，慎毋自相轻”时泪流满面，却没有陷入绝望。她带着孩子，随着战局的起伏，从重庆转贵阳，又去桂林，只为找寻丈夫踪迹。有人形容她那几年“半个行囊装希望，半个行囊是孩子的干粮”。
1946年初，国民党在重压下释放廖承志。他出狱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新华日报》，刊登短短十余字寻人启事。几日后，灰尘仆仆的妻子推开编辑部的门。重逢无言，两人站在楼道里泪眼对视，周围记者悄悄收声，都知道这对夫妻熬过生死关口。
解放后，廖承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务长，随即又兼任对外联络、侨务、港澳事务等多项要职。外人只看到他西装笔挺、外语流利，能同各国侨领侃侃而谈，却少见镜头后，他拖着病腿凌晨批阅来电，客厅灯光常亮到天明。经普椿天天守在书房门口，催他放下文件，吃口热汤面再去忙。有人打趣：这是“中央特批的家属监委”。
时间来到1966年。风云陡变，廖承志被“集中隔离，反省问题”。周恩来以“写材料需要安静”为由，把他安置到钓鱼台附近的一处小楼。经普椿每周才能探望一次。她带去干净衬衫、带回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来回要转三趟车，还得一路小心旁人指指点点。她自创了挤公交的绝招——先在站台选个斜角位，人流一动，抬脚就上。后来她对孩子夸口：“妈妈这身骨头，撑得住。”谁都知道，她撑的是对丈夫最后的守望。
这一守，是五年。五年里，何香凝因年迈常念叨“肥仔怎么不回家？”经普椿编出“出国工作”的说词，拿着报纸比划，“妈，您看，照片上他还胖着呢。”老母亲似信非信，却也只能点头。外界不了解真相，都说这位侄媳妇“心大”，其实没人知道，她每晚把婆婆安顿好，独自缩在小屋里掉眼泪。
1972年，阴霾渐散。廖承志重回办公桌，一天能接待十几拨海外侨胞。谈判、宴请、文件、会见连轴转，心脏的警报却在暗处滴答。经普椿复出“管家”本色：烟，一天三根；肉，每周一次；夜里十一点，强行关灯。外事局司机作证：“经师母不来，首长晚上能干到天亮；师母一到，只好收场。”
1981年1月25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邓小平会见陈纳德将军夫人陈香梅，廖承志与妻子作陪。席间，小平同志指着他调侃：“承志有‘气管炎’，你懂吧？”气氛霎时暖起来。陈香梅疑惑，邓小平笑眯眯解释：“不是重病，是‘妻管严’。”众人一阵笑。廖承志却不恼，反倒顺势向邓小平讨了支烟。这是人们屈指可数地看到他与夫人互开玩笑的场景。
真正让宾客捧腹的，是那场后来广为流传的“肥肉事件”。一次宴会上，他对面坐的正是“监工”夫人。一盘红烧肉恰到好处地端上桌，光是香味就勾得人舌底生津。可医生的禁令在前，妻子的眼睛在前。他看准时机，笑眯眯指向门口：“阿普，你看——是谁来了？”经普椿下意识回头，他趁机筷子一伸，厚厚一片肥肉直奔口中。刚咽下，妻子转过脸，怒视。廖承志无辜摊手：“我吃的是白葱啦。”围坐的客人忍俊不禁，掌声、笑声此起彼伏。
说笑归说笑，身体却不容戏谑。1983年6月10日凌晨，医院撕开了最后一页病情观察表：心脏停止。75岁的廖承志离开人世。噩耗传来，曾无数次挺过枪林弹雨的经普椿，第一次觉得眼前漆黑。她写下一行话——“半生风雨，携手而行，如今回想，只见他回望，笑得依旧。”
十四年后，1997年9月20日，80岁的经普椿也静静走完了自己的路。女儿廖茗平和地说，母亲只是去赴一个迟到多年的约会。
这对夫妻的故事，被许多人当作革命年代爱情与担当的缩影。廖承志的反应灵敏，幽默感十足；经普椿的坚贞宽厚，如山似海。有人统计过，廖承志一生坐牢七次，出入险境不知凡几，可他最终能在共和国的天地里继续奉献，离不开妻子的那份执拗的守护。她不仅是家庭的港湾，更是丈夫在政治风云里最牢固的后盾。
值得一提的是，廖承志一度担任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他与蒋经国数次周旋，既有在监狱里的针锋相对，也有70年代后期透过香港商人秘密传递的求和信息。外人只见风云诡谲，其实与经普椿共同生活的30平小院里，灯光常伴清茶与诗稿——他写诗、她改字，夜深人静两人用英语开玩笑，顺便练口语。那份从上海弄堂开始的默契，陪他们走到生命尽头。
廖承志常说：“在外事场合要会说四国语言，回家只需会说一个词——‘好。’”这句看似玩笑，却是他对妻子最真切的敬意。经普椿则回以一句：“你只要好好活着，什么都值。”两人的对话短小，却胜过千言。
历史给了他们跌宕，也给了他们舞台。抗战时期，他们是携手闯关东南缉捕令的“革命伴侣”；建国后，他们是侨务和统战战线上并肩作战的搭档；风浪袭来，他们又互为臂膀。那块被他偷偷夹走的肥肉，不过是一段深情里的小插曲，却让旁观者看见了大人物的烟火气，也读到了战争与和平之间一种难得的柔情。
红墙内外，灯火辉煌；生活里头，米粥淡菜。廖承志和经普椿从不刻意张扬，却在举手投足中，把“相濡以沫”四个字写得格外生动。历史书页固然记录了他们的政治履历，可真正令岁月铭记的，也许是那句调皮的“你看谁来了”，以及端坐一旁的那位始终不渝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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