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genius plan to win the AI race is already paying off
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高中人才培养体系，一直在培养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 Karan Singh
大约三年前，北京一家制药公司的经理唐思婷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陌生座机号码的来电指示她让15岁的儿子去参加市内一所精英高中的“天才班”资格考试。
那是2022年11月，正值疫情高峰期。学校大多关闭，任何形式的面对面接触都被禁止。即便如此，这样的测试方式听起来仍然十分奇特：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将载着这个男孩穿梭于首都的街道一个小时，同时让他解答大学水平的数学题。
有些家长或许会对这个想法犹豫不决，但唐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在其他任何国家，你都会立刻怀疑这是绑架阴谋或是纯粹的疯言疯语，”她一边说着，一边透过星巴克咖啡的热气冲我笑着。“但我却喜极而泣，立刻就把孩子送去了。我明白这其中的意义：这是他通往中国最佳教育资源的黄金门票。”
唐女士的儿子是每年约10万名被选入全国顶尖高中的科学精英班的中国天才青少年之一。这些天才班，也被称为“实验班”或“竞赛班”，旨在培养天赋异禀的学生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科学等国际竞赛。近30年前，唐女士本人也走上了天才班的道路，当时她身处中国西南部的成都。这份天赋帮助她前往北京，进入著名的北京大学深造，并最终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
几十年来，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天才。他们对如今挑战美国科技霸主地位的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领域，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天才班毕业生包括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创始人，以及其强大内容推荐算法背后的核心开发者。中国两大电商平台淘宝和拼多多的两位掌门人也出自天才班，创办外卖“超级应用”美团的亿万富翁亦是如此。芯片制造商寒武纪的两位创始人——如今寒武纪已成为英伟达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出自天才班。此外，DeepSeek和阿里巴巴旗下Qwen的大型语言模型核心工程师，以及腾讯去年底从OpenAI挖来的备受瞩目的新任首席科学家，也都出自天才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的精英培养体系与西方的精英培养体系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中国的精英培养体系规模远超国际同行。其次，该体系由国家主导。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每年约有500万名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的毕业生，而美国每年约有50万名STEM专业的毕业生。
这些毕业生中有数万人是天才班学生，他们在16至18岁之间脱离普通课堂，接受高强度的强化训练。当其他人为令人闻风丧胆的高考而苦读时，这些天才班学生却有机会完全绕过高考的命运，凭借在国际顶尖竞赛中的出色表现，在高中毕业前就进入顶尖大学深造。最优秀的学生还会继续进入中国顶尖大学的高级人才培养计划，例如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精英计算机科学项目。
去年，英伟达的CEO黄仁勋称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为“世界一流”时，他很可能指的是那些天才毕业生，他们正在打造中国科技巨头，例如DeepSeek和华为，以及国际上的人工智能公司。黄仁勋去年五月表示：“你走进Anthropologie、OpenAI或谷歌DeepMind的办公室，会看到一大批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他们都来自中国……他们非常杰出，所以他们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一年前，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DeepSeek以远低于国际竞争对手的价格，推出高性能大型语言模型R1，震惊世界。当时，许多西方观察家不禁质疑，一支规模不大的中国研究团队如何能够挑战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霸主地位。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拥有杰出的人才。
2024年，21岁的王子涵开始在DeepSeek实习，当时的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加入的团队很快就会撼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统治地位。
当时硅谷乃至华盛顿特区的主流观点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有效地阻碍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导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落后美国一到两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只不过是在抄袭OpenAI和Meta发布的模型。
王参与了DeepSeek V2模型的研发，该模型是R1模型的前身。几个月后，R1模型的问世，如同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般，将DeepSeek推上了新闻头条。DeepSeek击败了许多美国竞争对手，用远少于国际同行的先进芯片，打造出了世界一流的推理模型。OpenAI的模型仍然封闭，而DeepSeek则公开了整个开发过程，R1模型也开放供所有人下载。
与许多成熟的中国科技创业公司不同，DeepSeek 的团队几乎完全由本土人才培养而成。其行事低调的创始人梁文锋尤其为自己的本土人才储备感到自豪。“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顶尖人才，否则中国永远只能是追随者。”他在2024年接受中国媒体罕见采访时说道。
在DeepSeek工作对王来说充满激情。“没有KPI，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人在你背后指手画脚，而且有无限的资源让你去尝试新想法，”他在视频通话中告诉我。他所在的团队有100多人，几乎所有人都来自中国各地的精英班。“我的学历背景算是最不起眼的了。我很幸运，时机把握得很好。”他的队友大多来自中国顶尖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梁的母校浙江大学。几乎每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国际科学竞赛选手，并且至少在一项大型国际科学竞赛中获得过奖牌。
王同学考入了武汉顶尖中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天才班。武汉是中国中部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学校和大学的入学竞争异常激烈，堪称全国之最。“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非常艰苦，但压力和残酷的竞争能让人学得最好，”他说，“在那之后，你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挑战是我克服不了的。”
与许多同学不同，王同学虽然喜欢历史，并代表高中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模拟联合国辩论，但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学上。他认为，自己对人文的兴趣或许对他后来的AI工作有所帮助。DeepSeek之所以能在风水等领域（风水常用于中国占卜）表现出色，秘诀之一在于它聘请了被称为“百事通”（意为“无所不知”）的人类专家来训练模型，以获取那些难以通过浏览公开数据获取的知识，这些知识大多与人文相关。尽管DeepSeek从未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有人猜测，这或许正是其模型在这些领域表现远超竞争对手的原因。
王去年离开DeepSeek，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我，他想看看世界，体验不同的文化。他目前还不确定毕业后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他认识一些中国博士生，他们的美国签证申请都被拒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他们约占美国理科博士生的一半——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正在考虑回国。如果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压力实在太大了。”他说。
此外，中国发展得非常好。
中国自上而下重视科学教育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几年。“科学是国家进步的关键”这一理念持续在课堂和家庭中回响。
对于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将人文教育置于技术或科学培训之上的社会而言，这种转变意义深远。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地方教育局的墙上都贴着一句直白的标语：“早早培养人才”。一项为期九年的义务教育计划应运而生，几乎免费，旨在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在全国少数几所顶尖学校中，天才班应运而生，旨在培养最有前途的年轻人才，并检验中国人才能否在世界舞台上战胜竞争对手。
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一系列面向高中生的年度竞赛，每届都由各自的组织机构举办，并由不同的国家承办。参赛国家通过全国选拔考试选出最优秀的学生代表队，力争赢得金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于1959年首次设立，之后又陆续增加了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生物等其他领域的竞赛。
1985年，两名中国学生首次参加了在芬兰约特萨举行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们共获得一枚铜牌。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证明中国学生有能力与当时占据领奖台的俄罗斯和美国学生一较高下。次年，中国派出由六名学生组成的完整代表队参加在华沙举行的奥林匹克竞赛。他们带回了三枚铜牌，这一成绩使他们名扬全国。一些顶尖高中受到鼓舞，拨出当时极其稀缺的资源，专门为那些极具天赋的学生开设课程，旨在培养他们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并为中国赢得奖牌。类似的策略也被应用于选拔和培养顶尖运动员。
这些课程迅速成为数千所学校的标配，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开始包揽大部分金牌，远远领先于其他对手。2025年，中国国家队共派出23名选手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其中22人获金牌。
自2000年代起，大学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使其在招生时不再完全依赖高考成绩。全国性竞赛在高中二年级结束时举行。在全国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985工程”高校，这些高校是中国相当于美国常春藤联盟的39所顶尖大学之一。
免考高考的机会极大地激励了学生们参加天才班。在中国，传统的高中教育路径是三年学习高考必修科目——语文、英语和数学，以及从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中选修三门科目。所有六门科目都在第三学年结束时进行考试。而天才班的学生则专注于他们的“竞赛科目”。例如，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不仅需要完成三年的高中物理课程，还需要至少完成一半的大学物理课程，才能具备参加全国性竞赛的竞争力。一些非常努力的学生甚至可能完全放弃学习其他科目。
随着天才班学生人数的增长，家长们开始抱怨。天才班的学生不可能全部考上大学——每年只有大约3%的人能考上。其余的学生则不得不走高考路线——他们只有一年的高中时间来备战这场艰巨的考试。为了回应家长的抱怨，许多天才班调整了课程设置，力求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增加了中英文文学的学习时间。2025年底，中国教育部收紧了政策，规定只有全国天才班获奖者中排名前10%的学生才有资格直接进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新的学术重点也随之涌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人们对这一领域日益浓厚的兴趣。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超越数学和物理，成为最受欢迎的奥林匹克竞赛项目。而人工智能的兴起更是加速了这一转变。早在2017年，中国就将人工智能发展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并将人才培养列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仅次于2017年，中国就在高中和大学开设了35门以“人工智能”为关键词的特色课程。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特设班是中国最杰出的大学天才培养项目之一，也被称为“姚班”，以授课教师、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姚的名字命名。姚曾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以其在量子计算和密码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他是唯一一位获得图灵奖（有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界的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鉴于此，姚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似乎稳固无比。然而，2004年，他却放弃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转而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计算机科学本科项目。这一举动被视为中美科技竞争格局转变的象征。姚的目标很简单：在中国建立一个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比肩的人才培养中心。不到十年后，到了201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目标已经实现……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学生实际上比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更优秀。”
姚班首批入选的学生之一是楼天成，他是自动驾驶出租车初创公司Pony.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该公司去年上市后估值达69亿美元。楼天成是天才班的佼佼者，高中时就获得了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凭借这项荣誉，他几乎可以随意选择任何顶尖大学和专业。去年九月，他告诉我，这并非一个艰难的选择：“我毫不犹豫，因为有姚教授……我想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并与最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姚班每年招收约30名学生，他们都是高考和竞赛中的佼佼者。例如，据学校报告显示，2019届的27名学生中，有24名获得金牌，3名获得所在省份的高考第一名。
楼在清华大学如鱼得水，持续参加世界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竞赛。他连续两届赢得谷歌编程挑战赛冠军，并斩获其他多项大奖，成为中国顶尖程序员。如今40岁的他，尽管身兼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公司之一的管理者，工作繁忙，仍然每年坚持参加编程竞赛。“这就像每年一次的保养，让我的技能保持不生疏。”他说道。
楼认为，天才班制度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帮助他们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连老师都无法解答——而不是依赖高考要求的死记硬背。他表示，他从中学到的东西也促成了 Pony.ai 在 2020 年进行的最具战略意义的变革。当时，他的创业公司发展陷入瓶颈，他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原有的模式——由人类教导无人驾驶出租车如何操作——转而采用一种新的模式：由人类设定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目标，然后让它们自主学习。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意味着要花费数年时间构建一个自动驾驶世界模型，供计算机自主学习。但楼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甚至可能预示着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道路——AGI是一种高度自主的系统，能够在各种任务中超越人类。“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坚信，这是实现自动驾驶终极智能的正确途径，”楼告诉我。“我不认为通用人工智能会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出现，比如像LLM那样的通用智能。但是，在各个领域，如果训练得当，人工智能将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水平。自动驾驶应该是最先达到这一目标的领域之一。它可能在五年内实现。”
与此同时，楼先生正在将这种引导式自主学习理论运用到他自己女儿的教育中，他的女儿目前还在上小学。“我们为她设定目标，教她一些基础知识。剩下的，她可以自由探索。”
当然，多年来在天才班刻苦训练的数百万学生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败者和例外。我就是其中之一。
少年时期，我数学成绩优异，被选入杭州这所东部城市最好的高中之一的天才班。尽管我对阅读和写作小说很感兴趣，但老师和家长的期望实在太高，我难以抗拒。我记得区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恳求我说：“你有机会在科学方面获奖，难道你想把机会浪费在写虚构人物的故事上吗？”他是校长请来的，目的是劝说我和另一个固执的学生加入天才班。当然，我们最终还是加入了。
我的高一简直是噩梦。虽然我们天才班和其他班级共用英语和中文老师，但我们却有专属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老师。每个学生都必须选择数学和至少另一门科目作为主修，然后还要参加额外的竞赛训练课程。我选择了化学，因为我觉得这门课最不枯燥，于是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强化训练。在这期间，我们必须完成三年高中课程以及大约一半的大学化学和数学课程，然后在第二年年底参加全国竞赛。
为了腾出时间完成如此繁重的课业，我们班干脆放弃了历史、地理和政治。学校还就体育课是否保留展开了辩论。最终，学校决定保留体育课，理由是学生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承受如此高强度的学习。我只能偷偷地在课余时间阅读小说，把小说撕成一百页的小册子，藏在厚厚的课本里。结果，我的成绩并不理想，大家都认为我根本没可能赢得奖项，也没可能为学校赢得荣誉。
有一天，在听一位获奖校友的演讲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的成绩足够优秀，能够直接升入大学，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享受高三的时光。不用再上学、做作业或参加模拟考试。但如果我没能做到，那么高三的备考之路将会比高一更加艰难。
受到新的激励后，我开始认真学习化学，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乐在其中。沉浸式的学习环境仿佛营造了一种真空状态，隔绝了一切干扰。成功解决难题的感觉弥足珍贵。同学们也充满活力，激励着我不断学习。我们班共有八名同学获奖，获得了直接升入大学的资格。我的最终成绩仅比录取分数线高出一分。我侥幸躲过了残酷的高考。
接下来的一年确实相对自由。当其他人日夜苦读时，那些已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被学校安排去做一些零工，比如打扫楼梯等等。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偷偷溜出去，骑车一个小时去吃最好的面馆，或者去看电影，试图弥补之前埋头苦读两年的时光。
到了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时候。我犹豫不决，不知该选北京大学的化学专业还是复旦大学的新闻专业，这两个专业都是中国顶尖的，但方向却截然不同。之后，我参加了化学奥林匹克国家队选拔考试。我的分数是23分（满分100分），所有入选的队员都得了满分。我感到很绝望。最终，我成了班上唯一一个选择非理科专业的学生。我们班50名同学中，大约三分之一现在在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其他同学的发展也都不错，分散在金融、医疗和学术界。
中国的天才计划在国家层面无疑取得了成功。然而，就个人而言，我质疑这项计划对于过去几十年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论自愿与否——是否真的物有所值。毕竟，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学习，我现在几乎都记不住元素周期表了。不过，真正留存下来的，是质疑的好奇心、推理的严谨以及面对未知的勇气。
43岁的戴是一位天才班毕业生，也是20年前的全球编程大赛冠军。他告诉我，他认为人才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关键优势。“中国已经注册了超过1000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哪里能找到足够多的工程师团队来构建如此大规模的模型呢？”他说道。
2014年，戴创立了人工智能软件公司Fourth Paradigm，并因此成为亿万富翁。与此同时，他仍然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编程竞赛团队的教练。“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从20年前人工智能人才匮乏到如今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历程，”他说道，“我们一些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现在都出自应届毕业生之手。未来改变世界的真正天才很可能就藏在他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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