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7日凌晨，戈壁滩上依旧沙风猎猎。几小时前，中国的第一声蘑菇云轰然升起，检测车里的指针狠狠跳到红线，钱学森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了句：“总算没让全国人民失望。”那一刻，消息已快马加鞭传往北京，中南海的灯光彻夜未熄。

消息传到毛主席案头时，距离他七十一岁生日只剩两天。主席笑着合上电报：“让他们好好歇歇，庆功宴不能缺席。”随后，他点名要把钱学森请来。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次宴会；对新中国的国防科研人而言，却意味着一段漫长历程阶段性的落幕。

时间拨回十五年前。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礼炮齐鸣。远在加州理工大学的钱学森，拿着当天从旧金山华文报纸上剪下的号外，沉默良久。身旁的同事问他：“要回去？”他只回了两个字：“必须。”

说来容易，迈出那一步却困难重重。1950年9月，钱学森动身登上前往香港的邮轮，却在洛杉矶港口被联邦调查局拦下。此后五年，他被软禁、被审讯、被剥夺进入实验室的资格，甚至一度与外界隔绝。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的那句“值五个师，枪毙也不能放他出境”，像锁链一样缠在他脚踝。

僵局持续到1955年。钱夫人蒋英辗转托人把丈夫写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带回国。新中国随后在外交舞台连番交涉，“以等价交换战俘”这一方案终于撬开了铁栅门。9月17日，怀抱两只手提箱的钱学森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十六天后抵达香港，再转回北京。那时他44岁。

北京清冷的秋风里，钱学森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不多寒暄，开宗明义：“国家要搞导弹，你能挑头吗？”钱学森回答朴素：“愿尽全力。”自此，中国现代航天与导弹工业的大幕拉开。

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办公室是临时搭的平房，风一吹尘土飞扬。经费紧、图纸少、设备落后，连螺丝都要从废旧军械里拆。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蜂拥而至，忍着风沙，给自己贴上“火箭牌”纸条，自嘲“傻子工程师”。有人夜里问钱老：“导师，我们真能做出来？”他推了推眼镜：“别人能行，咱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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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苏联尚在援助，专家们带来整箱资料，可“拿来主义”并不稳妥。1960年，中苏分歧激化，所有苏联专家限期撤走，图纸、元件、器材也被悉数封存带走。对方本以为一走了之，中国的火箭就此夭折。

事实恰恰相反。苏联飞机刚起飞，五院的灯就亮了三天三夜。缺零件，自己车；缺合金，试配方；缺试验场，就在荒野搭露天工棚。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腾空而起，虽然落点偏差不小，官兵们仍振臂高呼。有意思的是，莫斯科电台当晚照常播送古典音乐，似乎把这条消息当作传闻。

三年困难时期，科研口同样紧衣缩食。钱学森在日记里写过，“苦熬，终有一线光。”1963年，核弹头与导弹的结合进入决战期。高温、震荡、放射性等一串前所未有的难题摆在面前，稍有闪失便前功尽弃。试验队伍里流传一句话：“今天多拧一颗螺丝，明天少流一滴血。”那是真正的战备逻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倒计时声回荡在沙漠上空。按钮按下，火球升腾，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穿过大地。监控屏幕还在雪花闪烁，测试点里便爆出一阵掌声。一名技术员激动得语无伦次：“搞成了！真搞成了！”

翌日，庆功电报飞往北京。17日中午，国宴厅里灯火通明。钱学森被安排在十号桌，毛主席却笑着让他坐到身边：“离我近点，好说话。”那一排座次，很多人记到今天。

菜还未上齐，主席从皮夹克口袋掏出烟盒，抽出一支，微微欠身递向钱学森。钱学森忙伸双手，手指刚碰到烟尾巴，主席忽然把烟收了回去，朗声一笑：“还是自力更生！”语气平和，却分量极重。周围人会意，笑声里带着几分钦佩。

对话不过数秒，却像给在座每个人敲了一记鼓点：握在别人手里的烟，可以递来，也随时能抽回；唯有自己种植的烟叶，才不会说收就收。

宴会继续，酒过三巡，主席示意服务员撤下自己的酒杯，改用茶水。钱学森轻声说：“主席，待两弹结合成功后，我们还想瞄准更高的天。”主席抬眼：“好，有胆量。”两人不再多言，举杯示意。

当晚，钱学森回到宿舍，桌上仍放着那支没接成的烟。他没有点燃，而是把它夹进笔记本，旁边写下四个字：永记今日。

接下来五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东方红一号卫星；再四年，“巨浪一号”潜射导弹入海试射成功。“自力更生”四个字，像钉子钉进每一次技术突破的里程碑上。

1970年代末，钱学森已两鬓斑白。参观酒泉发射场时，他指着高耸的塔架说：“万里长城是古代中国的象征，将来这里的火箭群就是现代中国的象征。”随行的年轻工程师后来回忆，那句话听来既像期许，也像嘱托。

从1949到1964，整整十五年，归国、受阻、求索、爆破，时间线清晰得像刀刻。所有节点都围着同一根主轴——自力更生。毛主席那次收烟的玩笑，被很多人当作趣闻，却也是一句警示。放在今天依旧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