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灯光有些暗，照得人脸上半明半昧。
我七十四岁了，坐在这个相亲的茶桌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存折的硬壳边角。
对面的女人六十八岁，穿一件素色旗袍，坐姿端正得像幅旧画。
我说每月可以给她六千块钱，条件是她天天穿旗袍给我看。
这话说出来时，我以为会看到她眼里的惊喜，或者至少是客气地推拒。
可她只是放下茶杯，手指轻轻抚过桌布上细密的针脚。
茶馆窗外有卖栀子花的声音飘进来，香得有点腻人。
她抬起眼睛看我，那眼神平静得像口深井。
“我做了四十年旗袍，”她说，声音不高，“一件手工旗袍的价格，早就不止六千了。”
我张了张嘴，忽然觉得手里那张存折薄得像张废纸。
01
刘磊周末又来了，提着两盒脑白金。
他把东西放在茶几上，搓了搓手。客厅的钟滴答滴答响，每一声都敲在我耳朵里。
“爸，你一个人住着也不是个事。”他在我对面坐下，沙发发出轻微的呻吟。
我没吭声，低头看手里的报纸。字有些模糊，得把报纸举远些才能看清。
“陈叔前些天碰见我，还问起你。”刘磊顿了顿，“他说认识个人，挺合适的。”
我把报纸翻了一页，哗啦一声响。
“多大年纪了？”
“六十八，姓卢，以前是裁缝。”刘磊的声音里带着试探，“听说人很本分。”
窗外的梧桐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就往下掉。我盯着那片叶子看它晃晃悠悠落地，忽然想起老伴走的时候也是秋天。
三年了。
“见见吧，”我说，声音有点干，“就当喝个茶。”
刘磊明显松了口气，嘴角往上弯了弯。他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些工作上的事，临走前把脑白金往茶几里面推了推。
“这个记得喝。”
门关上后，屋里又静下来。我走到窗前，看见他的车开远了，尾灯在暮色里一闪一闪。
茶几上的脑白金盒子反射着顶灯的光，亮得刺眼。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戏曲频道在唱《锁麟囊》。咿咿呀呀的声音填满了屋子，却填不进那些空荡荡的角落。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煮面条。
陈礼贤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老友特有的热络。“有才啊，刘磊跟你说了吧？”
“说了。”我看着锅里翻滚的面条，“你倒是消息灵通。”
他在那头笑起来。“卢牡丹这人我熟，以前住一条巷子的。丈夫走得早，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不容易。”
水汽蒙上了厨房的玻璃窗。我关了火，面条在锅里慢慢沉下去。
“她肯出来见？”
“肯，”陈礼贤说，“孩子都成家了，她也想找个伴。”
挂掉电话后，我坐在餐桌前吃面条。热气熏着眼睛，有点发涩。
客厅的钟敲了七下。
02
三天后的下午，陈礼贤来了。
他手里拿着个牛皮纸信封，神神秘秘地递给我。“看看吧，牡丹的照片。”
我接过来，从里面抽出一张五寸彩照。
照片上的女人站在一株玉兰树下，穿件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盘着细细的扣子。她眉眼温婉，嘴角带着浅浅的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
背景有些模糊，但能看出是在院子里。
院子角落里摆着台老式缝纫机，黑色的机身，旁边堆着几卷布料。缝纫机边上还有个木架，上面挂着几件做了一半的衣裳。
“这是她家院子？”我问。
陈礼贤凑过来看了看，“对，她以前就在家里接活。手艺好，附近的人都找她做衣服。”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卢牡丹，六十八岁”几个字。字迹娟秀，笔画很稳。
“她孩子呢？”
“女儿嫁到外地了，儿子在省城工作，都挺出息。”陈礼贤在我旁边坐下，沙发又响了一声，“她现在一个人住老房子，清静。”
我把照片装回信封，放在茶几上。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在信封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边。
“你觉得怎么样？”陈礼贤问。
“看着挺面善。”我说。
其实我想说的是，她穿旗袍的样子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老伴。老伴也有件旗袍，藏蓝色的，只在重要场合穿。后来发福了穿不下，就一直收在箱底。
陈礼贤又坐了一会儿，说了相亲的时间和地点。茶馆，他定的，说那儿安静，适合说话。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好好聊聊，牡丹是个实在人。”
我送他到门口，看他骑上那辆旧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巷子口。
回到屋里，我又拿起那个信封。
照片上的女人还在笑，眼睛望着镜头外面，不知在看什么。院子里的缝纫机静静地立在那儿，像只沉默的鸟。
我把照片收进抽屉，关上的时候发出咔哒一声轻响。
黄昏的光从西窗照进来，把屋里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那些灰尘在光柱里慢慢旋转，升起来，又落下去。
电视还开着，正在播天气预报。
明天晴，气温二十到二十八度。
03
相亲定在周日下午三点。
周六晚上，女儿慧芳打来电话。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沙沙声。
“爸，听哥说你要去见个人？”
“嗯。”我坐在床边，看着衣柜门上的镜子。镜子里的人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像刀刻的。
“那挺好的，”慧芳顿了顿，“你一个人这么久了，是该有个伴。”
我没说话，听着电话那头的背景音。有小孩的笑声，大概是她的外孙女。
“爸，”慧芳的声音轻了些，“见面的时候，你别……别太端着了。人家也是正经人，好好说话。”
“我知道。”我说。
她又叮嘱了几句，天凉加衣，按时吃饭，老一套。我一一应着，手指无意识地揪着床单上的线头。
挂掉电话后，我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打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
抽屉里有个铁皮盒子，绿漆已经斑驳。我把它拿出来，放在床上，掀开盖子。
最上面是老伴的身份证，照片还是黑白的，她那时才三十出头，扎两条辫子。下面是存折，好几本，摞在一起。
我拿起最上面那本，翻开来。
数字一行行排列着，退休金每个月按时打进来，我花得少，攒下了不少。儿子女儿都说过不用给他们留，让我自己花。
可我能花到哪儿去呢？
买菜，交水电费，偶尔买点药。最多的开销是每个月去澡堂泡一次澡，再请师傅搓个背。
我把存折合上，金属扣发出清脆的响声。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出一块白。我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看。
那些裂纹像张地图，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通向哪里。
我想起明天要见的人，想起照片上那件月白色的旗袍。老伴那件藏蓝色的旗袍，现在还在箱子里，压在樟脑丸下面。
有一次我打开箱子看过，布料已经有些脆了，摸上去沙沙响。
后来我再没打开过。
时钟走到十二点，当当当敲起来。我数着钟声，数到第十二下，屋子里又静了。
04
茶馆在一条老街上，门脸不大，木头招牌上刻着“清心茶馆”四个字。
我提前十分钟到的，陈礼贤说这样显得郑重。
服务员引我到一个靠窗的卡座，竹帘半卷着，能看见街上来往的行人。桌上铺着蓝印花布，摆着一套白瓷茶具。
我要了壶龙井，看着茶叶在玻璃壶里慢慢舒展开。
三点整，门上的风铃响了。
我抬起头，看见卢牡丹走进来。她穿的不是照片上那件月白色的，而是件藕荷色的旗袍，领口别着枚小小的珍珠扣。
服务员领着她过来，她走得不快，但很稳。到了桌前，她朝我点点头，在对面坐下。
“赵师傅好。”她说，声音温和。
“你好，”我清了清嗓子，“叫我老赵就行。”
服务员又拿来一个杯子，我给她斟茶。她伸手扶了扶杯子，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整齐。
茶汤是浅浅的绿色，冒着热气。她端起杯子，没有马上喝，先凑近闻了闻。
“这茶不错。”她说。
“常来这家，”我说，“老板实在，不拿次茶糊弄人。”
她笑了笑，眼角堆起细细的纹路。阳光透过竹帘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只有茶馆里低低的谈话声和煮水的声音。
“陈师傅跟我说了你的一些情况。”她先开了口，把茶杯放回桌上，“一个人住，孩子都在外地。”
“对，”我点头，“你呢？”
“我也一个人住，孩子们都成家了。”她望向窗外，有片梧桐叶子正打着旋儿往下落，“女儿在南方，儿子在省城，一年回来两三趟。”
服务员送来一碟瓜子，一碟桂花糕。她捏了块桂花糕，小口吃着，动作很轻。
我注意到她端茶杯的手势，拇指和食指捏着杯沿，其他三指微微翘起。那手势很熟练，像是常年做细致活的人。
“你以前是裁缝？”我问。
“嗯，做了几十年。”她拿纸巾擦了擦手指，“最早在裁缝铺，后来在家里接活。”
“那挺辛苦的。”
“还好，”她说，“习惯了。”
她又喝了口茶，喉间微微动了一下。旗袍的袖口有些短，露出手腕上一道浅浅的疤，像是旧伤。
我没问那道疤的来历。
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从她肩上移到桌上。蓝印花布上的花纹被照得发亮，是些细碎的梅花图案。
风铃又响了，又有客人进来。
05
茶续到第二壶的时候，话渐渐多了些。
她告诉我她儿子是做设计的，女儿是会计。说这些的时候，她眼睛里有光，那种母亲说起孩子时特有的光。
“他们都劝我搬去一起住，”她转动着茶杯，“可我住惯了老房子，舍不得。”
“我也是，”我说，“儿子提过好几次，让我去他那儿。”
“去了也不自在，”她笑笑，“两代人，习惯不一样。”
我点头，想起有次在儿子家住了半个月。早上不敢早起，怕吵着他们；晚上看电视不敢开大声，憋得难受。
后来还是回来了，一进自己的门，长长舒了口气。
她问我以前做什么工作，我说在机械厂，干到退休。她问我会不会修缝纫机，我说老式的会一点，新式的看不懂。
“我那台老蝴蝶牌，用了三十年，”她说，“有时候咔哒咔哒响，我拍拍就好了。”
“机器老了都这样，”我说，“人也一样。”
她笑了，这次笑出了声，声音轻轻的。茶馆里有人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又转回头去。
我问她平时做什么，她说上午买菜做饭，下午有时做做针线，有时去公园走走。周末去教堂，她信这个很多年了。
“你呢？”她问。
我愣了下。我的日子太简单了，简单到几句话就能说完。早起遛弯，买菜，做饭，午睡，看电视，睡觉。
像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
“跟你差不多，”我说，“就是少了做针线那项。”
“那你可以学，”她半开玩笑地说，“我可以教你。”
我摆摆手，“我这手笨，拿针像拿棍子。”
又沉默下来。这次不觉得尴尬了，好像沉默也成了自然的事。
服务员过来问要不要添水，我点点头。她拎着铜壶过来，滚水冲进茶壶，茶叶又翻腾起来。
卢牡丹看着那些茶叶，忽然说：“人就像这茶叶，第一泡味道最冲，往后就淡了。”
“但淡有淡的好，”我说，“不涩口。”
她抬眼看看我，没说话。
窗外的天色有些暗了，云层厚起来。街上的行人加快了脚步，要下雨的样子。
她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
“是啊，”我说，心里忽然有点空，“要不……下次再聊？”
她点点头，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了串数字。“这是我家的电话。”
我接过来，纸上是和照片背面一样的娟秀字迹。我也给她写了我的号码，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不好意思。
我们同时站起来，她比我矮大半个头。旗袍的下摆随着动作轻轻摆动，像水波。
走到门口时，雨已经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她从包里拿出把折叠伞，蓝色的，有些旧了。
“你怎么走？”我问。
“坐公交，两站路。”她撑开伞，雨点打在伞面上，噗噗响。
“我送你到车站。”
她没有拒绝。我们并排走在雨中，伞不大，我尽量离远些，怕雨水溅到她。
车站不远，等车的人不多。一辆公交车开过来，不是她要坐的那路。
雨下大了，街面上升起白茫茫的水汽。她的旗袍下摆湿了一小截，颜色深了些。
“车来了。”她说。
那辆绿色的公交车缓缓靠站，门打开时发出哧的一声。她收了伞，朝我点点头，上了车。
我从车窗看见她往后排走，坐下，然后车开动了。雨水在玻璃上流成一道道，把她的身影模糊成一片藕荷色的影子。
我在车站站了一会儿，直到那辆车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雨还在下，打在我的肩膀上，有点凉。
06
那之后我们又见了几次。
有时候在茶馆，有时候在公园。陈礼贤打电话来问进展，我说还行，慢慢来。他在那头笑，说慢慢来好，急了反而坏事。
儿子女儿也常打电话，旁敲侧击地问。我说人不错，挺实在，他们就说那就好。
一个多月后的下午，我们又约在茶馆。
这次我提前到了，坐在老位置。窗外的梧桐叶子掉得差不多了，枝干光秃秃的，伸向灰色的天空。
她来了，穿件墨绿色的旗袍，外面套了件针织开衫。天气冷了，茶馆里开了暖气，玻璃上蒙着水雾。
“等久了？”她坐下，把开衫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刚到。”我说。
服务员过来，我们要了壶红茶。冬天喝红茶暖和，她说的。
茶来了，我们像往常一样慢慢喝着。聊最近看的电视，聊菜价涨了，聊公园里新栽的梅花。
说着说着，我忽然想起件事。
“对了，”我把手伸进外套内兜，摸出个信封，“给你看个东西。”
她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纸。那是张存折的复印件，我特意去银行打的。上面的数字很清楚，六位数的存款。
她看着那张纸，没说话。
“我这人实在，”我端起茶杯，手有点抖，赶紧放下，“条件就这些，退休金加存款，够过日子。”
她抬起眼睛看我，眼神很平静。
我吸了口气，把准备好的话说出来：“你要愿意，以后每个月我给你六千。我负责开销，这钱你自己留着，买点什么，或者给孙子外孙。”
她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张复印件。纸在她手里微微抖着，不知道是她的手抖，还是我的眼睛花。
“就一个条件，”我又说，声音比刚才大了些，“你天天穿旗袍。你穿旗袍好看，像……像以前的人。”
话说完，我等着她的反应。
我以为她会高兴，或者至少会客气地推辞一下。这个数目不小，我知道，儿子说现在请个住家保姆都要四五千。
她放下那张纸，纸张轻飘飘地落在蓝印花布上。
然后她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喉结滚动，吞咽的声音很轻。
茶馆里有人在弹古筝，叮叮咚咚的，调子很慢。窗外的车声远远地传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她放下茶杯，瓷器碰在木桌上，发出轻微的响声。
手指伸出来，没有去拿那张存折复印件，而是抚上了桌布的边角。那蓝印花布的边角有些磨损，露出白色的布茬。
她的手指在那上面来回摩挲着，动作很轻，很慢。
我忽然觉得喉咙发干，端起茶想喝，却发现杯子已经空了。
07
卢牡丹抬起头，眼睛没有看我，而是看着窗外。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雨丝斜打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街灯早早地亮了，在雨幕里晕开一团团黄光。
“我二十二岁开始做旗袍，”她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那会儿还在裁缝铺当学徒。”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师傅是个上海来的老裁缝，规矩大。”她收回手，两只手交叠放在腿上，坐得笔直，“学三年，第一年只能熨布，第二年学踩缝纫机，第三年才让碰剪刀。”
服务员走过来想添水，她摆摆手。服务员看了看我们，又退回去了。
“出师那年我二十五岁，结了婚。”她继续说，语速很平缓，“丈夫是工人，收入不高。我就自己在家里接活，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还是结婚时买的。”
茶馆里的古筝换了一首曲子，还是慢板，幽幽的。
“后来有了孩子，一儿一女。”她终于看向我，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很深，“白天带孩子，晚上等孩子睡了才做活。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挂在缝纫机上方，影子投在墙上，晃啊晃的。”
我手指捏紧了茶杯，瓷器冰凉的触感传到指尖。
“最忙的时候，三天要做出一件旗袍。”她说，“量体、打版、裁剪、缝制、盘扣，全是一个人。一件手工旗袍，光盘扣就要一天。”
她顿了顿，好像在回忆那些夜晚。那些缝纫机咔哒咔哒响的夜晚，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墙上晃动的影子。
“一件旗袍多少钱？”她忽然问，又像在自言自语，“八十年代，一件普通旗袍三十块。九十年代，涨到一百五。后来两百、三百、五百……”
她摇摇头，嘴角浮起一丝说不清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前年还有人找我，要定做一件真丝旗袍，开价六千。”她看向桌上那张存折复印件，“我拒绝了。眼睛花了，手也抖，做不了那么细的活了。”
我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靠这个，”她抬起手，在空中做了个穿针引线的动作，“我把两个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女儿学会计，儿子学设计，现在都过得不错。”
她停下来，茶馆里只有古筝的声音，还有我们之间沉重的沉默。
雨下得更大了，哗哗地打在窗玻璃上。
“赵师傅，”她看着我的眼睛，“你说每个月给我六千，条件是天天穿旗袍。”
我点点头，点得很艰难。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但笑里有种我说不出的东西。
“我做了一辈子旗袍，靠旗袍吃饭，靠旗袍养家。”她一字一句地说，“现在老了，你让我用穿旗袍来换钱？”
我猛地僵住了。
那句话像根针，扎进我最不舒服的地方。我想解释，想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可舌头打了结，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看着我的样子，笑容慢慢淡去。
“我不是怪你，”她声音软下来，“可能你只是……只是不懂。”
不懂什么？我想问，但没问出口。
她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一个东西，旧布包着的，四四方方。布是蓝底白花的，洗得发白了。
她把布包放在桌上，慢慢打开。
08
布里包着的是个硬皮本子，封面是深蓝色的，边角已经磨损。
卢牡丹打开本子，一页页翻过去。纸页泛黄，有些地方还沾着淡淡的污渍，像是水迹，又像是油渍。
第一页贴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姑娘站在缝纫机前，梳两条麻花辫，笑得腼腆。照片下面用钢笔写着：1981年，学徒期满。
她又翻过一页，这一页夹着几张发黄的纸，是裁剪图。铅笔画的线条，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数字，肩宽、胸围、衣长……
“这是我给第一个客人做的旗袍，”她手指轻抚过那些线条，“是个新娘子，要结婚穿的。大红的织锦缎，绣着金色的凤凰。”
我凑近些看，那些线条流畅得像书法。数字写得工工整整，每个数字都透着认真。
一页页翻过去，每一页都是一件旗袍的记录。有时贴着小块布料，有时夹着一张顾客留的字条。字条上的字迹各异，但内容差不多：卢师傅手艺好，下次还找你。
翻到中间部分，她停住了。
这一页夹着张彩色照片，还是她，看起来四十岁左右，身边站着两个孩子。男孩十来岁，女孩小些，都穿着整齐的衣服。她站在中间，穿件藏蓝色的旗袍，笑得眼睛弯弯的。
照片下面写着：1995年，孩子们小学毕业。
“这是我最难的时候，”她说，手指停在照片上，“丈夫刚走不久，两个孩子都要上学。白天去学校食堂帮工，晚上接旗袍的活，每天睡不到四小时。”
照片上的她，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但腰板挺得很直。那件藏蓝色旗袍的领口，别着枚小小的银色胸针。
“这件旗袍做了整整一个月，”她指着照片，“客人要求高，要手绣的梅花。我每天晚上绣一点，绣到眼睛流泪。”
她翻过这一页，后面是空白的，只写着一行字：2003年，女儿上大学，暂停接活半年。
再往后翻，记录又开始了，但间隔变长了。2005年，一件；2007年，两件；2010年，一件……
最近的一条记录是五年前，2018年，为一位老顾客的女儿做结婚旗袍。
那页夹着张感谢卡，粉色的卡片上印着喜字。卡片上的字是打印的：谢谢卢阿姨，旗袍很美，我会一直珍藏。
她合上本子，轻轻抚摸着封皮。封皮上有些地方磨得发亮了，是人手常年抚摸留下的痕迹。
“这本子里，一共记了二百三十七件旗袍。”她说，“每件我都记得，记得客人长什么样，记得布料什么手感，记得盘扣用了什么花样。”
窗外的雨声小了，变成淅淅沥沥的。街灯的光透过湿漉漉的玻璃，照在本子封皮上，泛起柔和的光泽。
她把本子重新包好，动作很慢，很轻，像在包裹什么易碎的宝贝。
布包打好结，放在桌上，就在那张存折复印件旁边。
一张轻飘飘的纸，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我盯着这两样东西，脑子里嗡嗡响。茶馆里的暖气开得太足了，热得我额头冒汗，可手心却是冰凉的。
卢牡丹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吞咽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09
我张了好几次嘴，才发出声音。
“对……对不起。”话说出来，干巴巴的，像晒裂的土块。
她摇摇头，没有看我，而是望着窗外。雨停了，玻璃上的水珠慢慢往下滑，拖出长长的痕迹。
“不用道歉，”她说，“你没做错什么。”
可我分明觉得自己错了，错得厉害。那些我以为的底气，那些攒了一辈子的数字，在她那个旧布包面前，忽然变得轻飘飘的，没有分量。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急地说，“我只是想……想表示诚意。”
“我知道，”她转过脸来，眼神温和了些，“你这个年纪的人，都这样。觉得钱能解决所有问题，觉得给钱就是最大的诚意。”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腿上的手。手背上的老年斑很明显，一块一块的，像地图上的岛屿。
血管凸起，弯弯曲曲的，像干涸的河床。
“我老伴走了十三年了，”她忽然说，声音很轻，“刚走的那几年，也有人给我介绍。有退休干部，有做生意的，条件都比你好。”
我抬起头。
“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她笑了笑，那笑里有点苦，“说以后不用我操心钱，说会对我好。有一个还说，要带我去旅游，把年轻时没去过的地方都走一遍。”
茶馆里的古筝停了，弹琴的人站起来，朝客人微微鞠躬，然后抱着琴走了。店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后来为什么没成？”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边沿。
“因为他们要的，和我能给的不一样。”她说，“他们要一个会照顾人的伴，一个听话的、顺从的、以他们为中心的人。”
她顿了顿，眼睛望向远处，像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可我做了四十年裁缝，习惯了靠自己的一双手。”她收回目光，看着我，“习惯了量体裁衣，习惯了把一块布变成一件合身的衣裳。这是我的本事，也是我的……尊严。”
尊严。她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但落在我耳朵里，却重得砸人。
我想起自己那些自以为是的打算：每月给六千，她负责做饭洗衣，我负责出钱。就像雇个人，只不过多了一层关系。
我以为那是诚意，是保障。
现在我才明白，那是对她四十年人生的否定，是对那双做了二百三十七件旗袍的手的轻视。
“我明白了。”我说，这次声音稳了些，“是我考虑不周。”
她摇摇头，没再说话。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街灯的光更亮了。有行人走过，影子长长地投在地上，然后又缩短，消失。
服务员走过来，轻声问要不要打烊了。我看看表，已经快七点了。
我们站起来，她穿上开衫，我把存折复印件塞回口袋。那张纸皱巴巴的，像团废纸。
走到门口，风铃响了。夜风灌进来，带着雨后的凉意。
她拿出那把蓝色的折叠伞，虽然雨已经停了。我帮她推开门，她走出去，站在台阶上。
“今天的话，”她转过身来看我，“你别往心里去。人老了，有时候固执，有些东西看得太重。”
“应该的，”我说，“该看重的，就得看重。”
她点点头，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走下台阶。高跟鞋敲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那把蓝色的伞没有撑开，就拿在手里，随着步伐轻轻晃动。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件墨绿色的旗袍在光下变成深黑色。
走到街角，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我抬起手，挥了挥。
她也挥了挥手，然后拐过街角，不见了。
风铃在我身后轻轻响着，叮铃，叮铃。
10
后来我还是常去茶馆，但不再约她。
有时候一个人坐一下午，喝一壶茶，看看街景。老板娘熟了，会跟我聊几句，问怎么最近不见那位穿旗袍的阿姨。
我说她忙。
其实我不知道她忙不忙，只是不知道怎么再开口。
儿子打电话来，小心翼翼地问进展。我说吹了，他愣了下，问为什么。我说不合适，他说那再找别的，我说不用了。
他叹了口气，没再劝。
冬天深了，梧桐树的枝干在灰色的天空下画出疏疏的线条。街上的人都穿上了厚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
有天下午，我路过那条老街，看见茶馆斜对面有家裁缝铺。很小的门面，玻璃门上贴着“修改衣服”的红字。
鬼使神差地，我推门进去。
铃铛响了一声，屋里很暖，有股布料和熨斗的味道。靠墙摆着台缝纫机，黑色的，蝴蝶牌，和她描述的那台很像。
一个老师傅从里间出来，戴着老花镜，脖子上挂着软尺。
“改衣服？”他问。
“不，”我摇摇头，“就看看。”
老师傅打量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又回里间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着那台缝纫机。机身上有些划痕，漆也掉了些，但擦得很干净。
针板下面压着一块碎布，是蓝色的丝绸。
我想起她说的，三天做一件旗袍，十五瓦的灯泡，墙上晃动的影子。想起那本泛黄的记录本，二百三十七件旗袍，每件都有故事。
站了一会儿，我推门出去。铃铛又响了一声。
走到街上，冷风一吹，脑子清醒了些。我沿着老街慢慢走，不知不觉走到了公交站——就是上次送她等车的地方。
车站换了新广告牌，亮闪闪的。车来车往，行人匆匆，没人注意一个站在那儿发呆的老头。
后来有一天，陈礼贤来找我。
他说卢牡丹托他带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老样子，他说她也老样子，还是一个人，上午买菜，下午做针线。
“她让我问问你，”陈礼贤搓着手，“要不要去她那儿坐坐？她说新学了做桂花糕，比茶馆的好吃。”
我愣了下，心里那潭死水忽然起了点波纹。
“什么时候？”我问。
“看你方便。”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
她家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里。青石板路，两边是斑驳的墙，墙头探出光秃秃的树枝。
门是木头的，漆掉得差不多了，但擦得干净。我敲了门，里面传来脚步声。
门开了，她站在门口，穿件家常的棉袄，没穿旗袍。看见是我，她笑了笑。
“来了？进来吧。”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整齐。墙角果然摆着台缝纫机，黑色的蝴蝶牌，和茶馆斜对面那台很像。旁边是个木架，挂着些布料和半成品。
屋里很暖，有股淡淡的桂花香。桌上摆着一碟桂花糕，还有两杯热茶。
我们坐下来，像在茶馆时那样。但这次不一样，这是她家，有她的生活痕迹：墙上挂着全家福，窗台上摆着针线盒，柜子里整齐地码着布料。
她递给我一块桂花糕，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很软，很香，甜得恰到好处。
“好吃。”我说。
“那就多吃点。”她又给我倒茶。
我们聊了些家常，天气，菜价，最近看的电视。谁也没提那天在茶馆的事，好像那件事从没发生过。
阳光从西窗照进来，照在缝纫机上。机身上那些划痕在光下很明显，每道划痕都是一段时光。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那台机子跟了我三十五年，”她说，“修过好几次，换过零件，但舍不得扔。”
“有感情了。”我说。
她点点头，起身走到缝纫机前，手轻轻抚过机身。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一个老朋友。
“要不要看看我最近做的？”她问。
我说好。
她从木架上取下一件衣裳，是件小孩子的棉袄，红色的，领口镶着白色的绒毛。针脚细密均匀，一排排，整整齐齐。
“给外孙女做的，”她说，“她下个月生日。”
我接过来看，布料柔软，做工精细。领口的绒毛缝得尤其好，一点线头都看不见。
“手真巧。”我说。
她笑了，这次笑得很舒展，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那天下午，我们就在那个洒满阳光的屋子里，喝着茶，吃着桂花糕，看她在缝纫机上做活。咔哒咔哒的声音很有节奏，像心跳。
针脚在布料上一行行前进，像时间的脚印。
从那以后，我常去她那儿坐坐。不一定是约好的，有时路过，就敲敲门。她如果在，就开门让我进来；如果不在，我就下次再来。
我们很少说那些深刻的话，就聊些日常，看她做针线。她踩缝纫机的时候很专注，嘴唇微微抿着，眼睛盯着针尖。
有时候她会让我帮忙，递个剪刀，或者撑开布料。我手笨，经常帮倒忙，她也不恼，只是笑笑，说慢慢来。
儿子有天来看我，问起她。我说我们常来往，他眼睛亮了亮，问是不是有戏。我说不知道，这样挺好的。
他没再追问。
冬天最冷的那天，我又去她那儿。她正在做一件旗袍，墨绿色的真丝，已经快完工了。领口的盘扣很特别，是蝴蝶形状的，用了金色的线。
“给谁做的？”我问。
“一个老顾客的女儿，要结婚了。”她抬起头，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可能是最后一件了，眼睛越来越花。”
我看着她，她鬓角的白发在光下很明显。手指还是那么修长，但关节有些粗了，那是常年劳作的痕迹。
她低下头，继续缝最后一颗扣子。针尖穿过布料，发出轻微的嗤声。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看着那件渐渐成形的旗袍。墨绿色的真丝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深潭的水。
忽然想起那天在茶馆，她说的话。
“人老了，有些东西比钱更重。”
当时我不太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窗外的天色暗下来，屋里开了灯。缝纫机咔哒咔哒响着，那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传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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