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吴疆 文：风中赏叶
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
我拿着刚出炉的腹部增强CT报告，站在医院的走廊里，耳边是熟悉的嘈杂声，身体却像被瞬间抽成真空。报告结论一行字，冰冷清晰：“肝右叶新见多发低密度结节，较大者约1.8cm，转移瘤待排。” 窗外阳光刺眼，今天，本是我胃癌术后五年整，理论上“临床治愈”的日子。我熬过了12次化疗，适应了没有胃的身体，赌赢了五年生存率，却最终输在了这场战争的加时赛里。
一、五年前：那场孤注一掷的“断尾求生”
2019年秋天，我被确诊为胃窦腺癌，局部晚期。手术是唯一可能根治的机会。方案是全胃切除，把肿瘤连同可能被浸润的整个胃、部分周围淋巴组织一起拿掉，然后用一段肠子重建消化道。
主刀医生比喻这是“断尾求生”：“为了清除病灶，不得不牺牲重要器官。术后生活质量会下降，但生存的希望最大。”
我签了字。术后醒来，腹部一道长长的刀疤，身上插满了管子。更巨大的改变在内部：我再也没有“胃”这个器官了。进食变成少食多餐的“任务”，需要仔细咀嚼，稍快或稍多，就会“倾倒”，心悸、出冷汗、头晕。体重掉了三十斤，镜子里的自己形销骨立。
这仅仅是开始。接踵而至的是12个周期的辅助化疗。每次输液，都像经历一场小型的毒气战。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带来的极度疲乏，手指脚趾的麻木感……我数着日子，把每次化疗当成一个必须攻克的堡垒。治疗结束时，主治医生拍拍我的肩：“最艰难的治疗阶段过去了，定期复查，好好康复，五年是个重要的坎。”
二、五年：在“治愈”的标签下如履薄冰
头两年，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像一场大考。查血、做CT。每次等待结果的前夜，都失眠。第三年，复查频率降到半年一次。我开始尝试重新工作，小心翼翼地吃东西，体重缓慢回升。家人们渐渐放松，开始谈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也开始允许自己相信，那场噩梦真的过去了。我甚至规划了五年复查通过后，要去完成一次延误已久的旅行。
这五年，我学会了与这具没有胃的身体共处。我随身带着零食，熟悉了每一样食物入口后的感觉。我以为，我熟悉了我身体的新规则。
三、转折：标志物异常拉响的无声警报
今年八月底，是我术后五年的大复查。抽血那天，我心情甚至有点轻松。直到护士打来电话，语气平静：“吴先生，您的肿瘤标志物CEA和CA19-9都有明显升高，建议尽快预约腹部增强CT。”
那一刻，脚下的地板仿佛裂开一条缝。五年了，这两个指标一直像忠诚的哨兵，安静地待在正常范围。它们的“叛变”，意味着极大概率是坏消息。
CT检查时，我躺在机器上，听着规律的运行声，心脏却狂跳不止。当影像科医生在扫描中途进来，让我屏住呼吸再做一次局部加强时，我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他们看到了需要重点观察的东西。
四、新的战场：当“根治”转为“长久管理”
拿着CT报告，我再次坐到了主治医生面前。他的表情里有遗憾，但更多的是严肃的审慎。“从影像学特征看，肝转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需要做一个超声引导下的肝穿刺活检来明确病理。”
活检结果毫无意外：转移性腺癌，免疫组化特征与五年前的胃原发癌一致。诊断明确：胃癌术后，肝转移。
没有五年前初诊时的天崩地裂，这次，我感到的是一种深沉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疲惫和清醒。就像辛苦攀登了五年，眼看要到山顶，却被人告知，你爬错了山脊，前方是另一座更陡峭、云雾笼罩的山峰。
医生摊开新的影像片和病理报告，开始了新的作战会议：“情况发生了变化，治疗目标也随之调整。从过去的‘争取根治’，进入‘晚期肿瘤综合治疗’阶段。核心目标是控制转移灶发展，延长高质量生存时间。目前肝内病灶还算局限，我们有多学科团队会讨论，方案可能包括针对肝脏的局部治疗，联合全身性的药物治疗。这会是另一场持久战。”
五、加时赛：带着伤疤与清醒，继续前行
如今，我开始了新的治疗周期。我不再问“能治好吗”这种问题。五年的经历教会我，与癌症的博弈，很多时候不是“胜利”与“失败”的二元结局，而是漫长而曲折的拉锯与管理。
五年前，我赌的是“生存期”，我赢了那场赌局，获得了宝贵的五年相对正常的生活。如今，赌局换了新的规则和对手。我赌的不再是一个虚无的“治愈”承诺，而是每一次治疗的有效性，是副作用与疗效之间的平衡，是与体内这些“智慧”的、会转移的细胞尽可能长久地和平共处。
我腹部那道长长的疤痕，是第一次战争的勋章，也是身体被永久改变的印记。如今，肝脏上新出现的微小阴影，是第二场战争的开端。我不再恐惧未知，因为已深知其残酷；我也不会放弃希望，因为过去五年本身就是希望存在的证明——它让我陪伴孩子长大了一截，陪父母度过了几个安稳的年头，也让我自己更清晰地触摸到了生命的质地。
这场病，偷走了我的胃，现在又试图侵犯我的肝。但它偷不走我已经活过的这五年，以及我在废墟上重建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接下来的路，是带着所有伤疤和清醒，在医学的指引下，继续走下去。生存，不仅仅是时间的长度，更是与每一次无常面对面时，那份不得不为、却又坚韧无比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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