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红军向轩：7岁参军，9岁走长征，在55年时被授予了这个军衔|中校|军衔|向轩|延安|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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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上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礼炮齐鸣。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授衔仪式正进行到中程，忽然有位中等身材、左眼戴着黑布眼罩的中校走上台前。很多来观礼的干部低声嘀咕：“这人看着这么年轻，是谁？”——他的名字叫向轩，今年才二十九岁。对于许多老战友来说，他更是一道特殊的风景：这是那个七岁就跟着红军摸爬滚打、九岁迈过雪山草地的小鬼，熬到了这一刻。

把目光拉回二十七年前。1928年冬，湘西山雾浓得像熬化的糯米浆，刚满三岁的向轩趴在母亲怀里，耳边是枪声与犬吠。母亲贺满姑裹着染血的棉袄，被押进永顺县的土牢。她是贺龙的胞妹，脾气刚烈，一路与兄长并肩打过仗。仇敌要她开口供出贺家动向，却只换来一句冷笑。几天后，她倒在刑场，年仅三十岁。向轩和两个兄姐虽然被放出，却已成孤雏。

贺英，这位大姨，把幼弟的孩子抱在怀里，咽下泪，硬声说：“娃，跟姨走。”从那天起，向轩不再有撒娇的资格。他在大山里学骑马、学射击、学潜行。四岁摸到第一把汉阳造，六岁能熟练拆装手枪，在当地儿童团里成了“半大头儿”。接头、布哨、送情报，山岭是他的练兵场。

1933年初夏，清晨的雾气尚未散去，驻扎在白石寨的游击队营地被冲散。贺英连开数枪掩护撤退，腹部中弹后拉过向轩，把一个油渍斑斑的小包塞进他怀里。她急促地嘱咐：“记住，见到大舅，交给他！”向轩红着眼，却还是猫着腰钻进乱石丛。数小时后，寨子再度失守，贺英捂着鲜血倒在梯田边，没有等到援兵。向轩回头时，只听见山谷里最后一声枪响。

逃亡三昼夜，小小的双脚磨出血泡。暮色里，少年终于闯进红二方面军的驻地。贺龙接过浸满血迹的布包——两枚老式戒指、几块银圆、一支小勃朗宁。那一刻，满头花白的贺老总只是拍了拍外甥的肩，“跟舅舅走吧。”向轩点头，没再掉一滴泪。他的军籍档案就此写上：1933年5月6日入伍，职务——司令部勤务兵。

两年后，红二、六军团自湘鄂西突围北上。1935年11月，队伍在雪线以上扎营，向轩抱着半新半旧的驳壳枪趟雪前行，呼出的热气结成霜花。有人提议把这娃留在藏族同胞的牧户里，好歹保住性命。他执拗地摇头：“别人能走，我也行！”于是，他背一台十多斤的电台元件，白天赶路，夜里钻羊皮袄里睡。好几回陷进沼泽，身后两名川籍老兵硬把他薅了出来。等翻过腊子口时，身边那两位老兵却永远留在了湿冷的草滩。

到达陕北后，向轩住进延安窑洞。学习识字是贺龙的命令，奈何小伙子一心惦念前线。毛泽东打趣他：“你这小脑袋里装的全是火药味。”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替他做了最好的动员。向轩被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先做电讯员，后转工兵连副连长。一次炸桥，他同连长聂佩璋琢磨出“油桶飞雷”，两百米外就能掀翻一节装甲车。战场上，晋西北、冀中、太行，多了一个蒙着单眼罩的瘦高青年。

1946年，国共战事复燃。向轩已是营副。孟良崮、豫东、淮海，他拼了命往前冲，胳膊、腿、腰留下二十多处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右眼被弹片击穿。军医劝他转业，他笑言：“打惯了仗，坐不住。”最终还是带伤归队。1949年，新中国成立，年仅二十三岁的他，军衔虽不高，却已是资格最老的“娃娃兵”。

进入和平年代，向轩主动请缨到西南。那时川藏公路要开工，兵工厂要搬迁，大小事务一大摊。跑物资、清匪患、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土改，他样样上手。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拼，“早晚要让百姓过好日子，不然白吃饭。”一句大白话，却是行伍出身的他对胜利的最朴素理解。

新中国最初的授衔标准里，功绩、资历、文化水平缺一不可。向轩自觉文化短板，硬是把延安时期落下的功课补了回来。夜半灯下，他抄电报稿、啃《军事学概论》，还跟成都华西坝的大学生辩论战史。等到军衔评定小组开会，众人惊讶地发现：这个“独眼营长”虽然年纪不到三十，可从军年头与资历都排在前列，各大战役功勋记录齐全。结果不出所料，他获授中校军衔，成为全场最年轻的校官之一。

不同于人们想象的“功成身退”，授衔后他并没有离开炮火声。他先后在成都军区数个军分区担任副政委、参谋长，分管民兵、后勤、基建。康藏公路打通那年冬天，一场大雪封山，他带队给一线工人送粮，翻车折了腿，还硬撑着爬进工地。副团长劝他休息，他呵呵一笑：“掉过悬崖的人，还怕这点雪？”

时间拨到1983年。向轩离休，搬回成都郊外的小院。院里挂着两只磨得发亮的旧马镫，是儿时跟大姨练骑射留下的。偶尔有年轻军官上门采访，他只说一句：“功劳是大伙儿的，老兵没啥好显摆。”再问，他便搬出银元和锈迹斑斑的小手枪，“这是大姨的遗物，别看它旧，当年救过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