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称，现代经济竞争，拼的不是谁更会刷题，而是谁更具创新能力、跨界能力和抗挫能力。但应试教育恰恰在系统性地压制这些能力。它奖励服从，惩罚质疑；奖励重复，惩罚差异；奖励短期成绩，忽视长期成长。结果就是，学生在最该培养好奇心和创造力的阶段，被迫把精力消耗在无意义的内卷中，等真正进入社会，反而“高分低能”，再由企业和社会为此付出二次培训乃至失败的成本。
四年前，我失去了儿子宋昊然。时间并没有抚平这种失去，它只是把痛感磨成一种更清醒的力量。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悲痛之后，我仍然选择站出来，持续、公开、甚至不留情面地批判应试教育。答案很简单：他的生命并没有中断，而是在我身上继续延伸；而我所能做的，是把这种延伸，变成对一个扼杀无数孩子潜能的应试教育制度的持续追问。
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它把考试异化为唯一目标，把分数神圣化，把孩子工具化。在这套体系里，学习不再是认知世界的过程，而是对标准答案的反复训练；学校不再是人格与能力的孵化器，而是流水线；老师被迫围着考纲转，家长被迫围着排名转，孩子则被迫围着分数活。长期高强度、单一维度的竞争，带来的不是社会效率的提升，而是系统性的人才浪费。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极其低效、甚至高风险的人力资本配置方式。现代经济竞争，拼的不是谁更会刷题，而是谁更具创新能力、跨界能力和抗挫能力。但应试教育恰恰在系统性地压制这些能力。它奖励服从，惩罚质疑；奖励重复，惩罚差异；奖励短期成绩，忽视长期成长。结果就是，学生在最该培养好奇心和创造力的阶段，被迫把精力消耗在无意义的内卷中，等真正进入社会，反而“高分低能”，再由企业和社会为此付出二次培训乃至失败的成本。
宋清辉：儿子宋昊然去世已经四周年，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继续延伸
有人为应试教育辩护，说它“公平”。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应试教育的所谓公平，只存在于试卷表面，却在资源分配层面极度不公平。学区房、补习班、信息差、家庭背景，早已把起跑线拉得支离破碎。分数成了既定优势的放大器，而不是命运的改写器。它筛选的往往不是潜力，而是耐受力；不是能力，而是家庭承压能力。这种“公平”，本质上是冷漠。
更值得警惕的是，应试教育正在把风险向下传导。学生的心理问题低龄化、普遍化，并非偶然。长期被量化、被比较、被否定，会让个体对自我价值产生结构性怀疑。一旦离开分数体系，很多人会陷入深度迷茫。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宏观经济的隐患：一个缺乏自信、缺乏创造冲动的青年群体，不可能支撑一个真正有活力的创新型经济。
我并不主张一夜之间推翻考试，也不主张用另一种极端替代现有体系。改革应当是渐进的、理性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问题真实存在，而不是用“别无选择”来自我麻醉。减少一次性考试的决定性权重，扩大多元评价；让学校回归育人本位，让老师回归专业判断；让孩子被允许探索、试错、失败，这些并非空谈，而是经济理性。
我坚持批判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制造对立，也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沉默的代价更高。如果一个社会，连讨论教育弊病都被视为“危险”，那真正危险的，不是批评者，而是未来。虽然宋昊然已经离开了我，但我希望，至少能为更多孩子，争取一个不必被分数定义一生的可能。这是一个父亲的执念，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对社会效率、对长期风险的基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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