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的一次夜谈会上，邵式平把一张折得起皱的城市草图摊在煤油灯下。灯光摇曳，他指着图纸对同僚说了一句：“南昌得换个模样。”那一年，他51岁，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肩头多了一块沉甸甸的牌子——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南昌此刻才从战火里喘口气。城区只有八点二八平方公里，马路加起来不到四十五公里，夜里亮着的路灯数来数去二百七十多盏。城墙陈旧，棚户密布，拥挤、黑暗、积水齐全。调研数字摆到桌面时，会议室里一片沉默。邵式平轻轻合上文件夹，转过身补了一句：“先把路修通，其他事才好谈。”
议题马上聚焦在“怎么建”。方案三套：一、旧城全拆；二、旧城升级兼顾新区；三、维持旧城，在昌北另起炉灶。省里多数倾向第二条，邵式平却把目光落在第三条。他考虑的是战备，也是人口扩散。“南昌四面环水，真打起来，藏都来不及。”他的担忧写在脸上。几轮碰撞后，最终还是采纳折中的第二条，他当场点头，没有一句怨言，只留下一句“方案定了就别拖”。
方案敲定，第一把火烧在道路。邵式平拍板：以旧城东侧废城墙为基准，开出一条宽阔的干线，取名八一大道；再修一条贯通南北的井冈山大道。按照他的设想，前者八十一米，后者六十米，并列为战时可起降飞机的快速路。“放到将来，汽车会比现在的自行车还多。”这是他在动员会上的原话。
问题随即冒头。预算紧、口粮紧、群众有议论。“六十多米？劳民伤财！”一些干部也踌躇，中南局和中南财委的电话责问更让气氛紧绷。批评文件还温热，邵式平在省政府窄小的办公室里拍板——“继续干，上面我顶着。”语气平淡，却把工人们再次拉回工地。有人后来回忆，这句话顶得住的不只是压力，更是茫然中的士气。
拆迁最难。八一大道所经之处棚户杂生，两万多居民要安置，要补偿。邵式平天天跑现场，鞋底磨破三层。天气最热那天，工地上尘土飞扬，他扯着喉咙喊工兵连：“再往东一米！”简单一句，却改动了半条街的走向，只为了保下一处老祠堂。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一味推平，凡是能留下历史印记的建筑，尽量挪、移、嵌入新街景。
1952年底，第一段八一大道通车。六十米的宽度还是让他觉得窄，然而那已是多方妥协后的极限。南昌人在崭新柏油路上踩下第一脚油门时，才发觉老城似乎被拉开了窗帘，视野豁然。周恩来、朱德、陈毅先后到南昌视察，汽车沿着笔直的大道驶过，朱德笑着调侃：“江西老表胆子大。”邵式平答：“路修窄了，将来您别嫌堵。”
道路只是开端。省政府办公楼选址、设计、施工，邵式平全部亲抓。楼前大院栽下整排樟树，十几年后枝桠撑开浓荫。1961年庐山会议后，周恩来站在楼顶远望青山湖畔的车流，半句玩笑半句肯定：“这楼跟路一样，留下了余地。”气氛轻松，却也说明工程提前对接了未来。
城市要有绿肺。邵式平提出改造八一公园，扩建青山湖，顺带拉通环湖道路。财政部的支票薄瘦得可怜，他硬是每年拨两万元，连续拨三年。遗憾的是，人民公园方案最终因多种客观因素搁浅，留下半册未完工的绘图。可青山湖的填淤、清障、植绿都已开工，为后来的城市景观打下底子。
桥梁、给水、公交，这些不见光的工程同样紧跟。南昌第一批公共汽车上线时，司机在起点站拉响喇叭，围观群众鼓掌。有人感慨：“城里真变了。”统计表显示，到1955年，南昌城区面积扩至十三平方公里，路网里程接近原来的两倍，路灯数翻了三番。
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病逝于南昌，终年六十五岁。噩耗一出，省城街头自发停工三分钟。人们提起他，不用官衔，直接喊“邵省长”。八一大道上的车流丝毫没有减速，宽阔路面把哀思和生活一起托住。数十年之后，这条大道仍是南昌最忙的动脉，晨光、车灯、汗水在其间交错，提醒着后来者：当年那句“上面我顶着”，并非一时豪气，而是实打实的担当与远见。
邵式平的任期不过十余载，却为南昌打开了城市格局。放眼当年新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建设样本，他的路径不见得最完美，却极具辨识度——先路、后楼、再绿化，把战备、民生和长远弹性统一到同一张蓝图里。许多细节如今已被岁月抹平，但那条宽阔的八一大道仍在无声地提供注脚：规划若无未来视角，今日的“节俭”也许正是明日的“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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