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谁同坐》是诗人、散文家汗漫的最新散文集，塑造了徐玉诺（诗人）、董作宾（考古学家）、刘半农（诗人、语言学家）、许地山（作家、教育家）、张元济（教育家、出版家）、吴昌硕（画家）、朱生豪（翻译家）、蔡楚生（电影导演）、陈从周（园林学家）、成公亮（琴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十位先生的群像，为中国的现代性构建与社会变革进程，书写了一首回肠荡气、波澜起伏的长诗。汗漫将小说、书信、随笔等多种文体手法引入散文文本创新，在致敬十位先生的同时，作者紧密联系个人经验，让历史与当下形成共生和对话关系，直抵历史与人心幽深处。
1月31日晚，“那些在长途上行进的先生——汗漫《与谁同坐》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诗人、小说家邱华栋，作家、评论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汗漫一起，共同探讨这部以现当代十位文化大家为书写对象的散文集。
为何是这十位先生？
谈到写作这部书的初衷，汗漫说，选择写这十位先生，一方面，从最年长的画家吴昌硕，到最年轻的琴人成公亮，恰好能够串联起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史，表达知识分子在启蒙、救亡、解放、变革等时代主题下的思考和选择，这为我们面对当下的新疑难、新挑战，能提供启示和定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家巨擘，有情有义有才华，无论在黑暗的旧中国，还是喧嚣的市场经济时代，都在勉力守护并更新中国文化，“是十个既能穿长衫、也能穿西装的中华文明的孩子，值得被叙述、被敬重、被追从”。
汗漫说，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举世皆知的思想巨人相比，“这十位先生的‘能见度’不高，似乎没有‘破圈’，处于一种被遗忘、忽视的境地，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五四以来中国叙事的重要细节，拨开云雾，看见十位先生，中国文化的星空才完整、灿烂”。
韩敬群深表赞同：“唐诗的天空中不但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有一些诗人也很厉害……王之涣和张继这样的诗人跟李白、杜甫共同构成了唐诗灿烂的天空。”邱华栋将书中的十位先生比作被薄沙掩盖的黄金，“他们仿佛被一层沙子埋起来的一块黄金，汗漫用嘴轻轻一吹，那块金子就从沙子里露出来，放射着无穷的光芒。”徐可以许地山为例，提到大众通常只知道他的名作《落花生》，却对其在故宫文物南迁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贡献知之甚少。
邱华栋将汗漫四十年的写作生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二十年他主要写诗，2000年之后他把写作精力主要投入到散文写作。”认为其散文“每个词、每一句都呈现诗歌才有的语言的光芒”，读者既能获得如读长诗般的审美体验，也能汲取“非常具体的知识体系”与心灵共鸣。
徐可认为汗漫的散文代表了“新古典主义散文”的方向，“是一种冷静的、沉静的、克制的语言，没有抒情腔”，“中国散文有着伟大的抒情传统，为什么发展到21世纪我们就要抛弃这一传统？其实我们要研究的不是散文要不要抒情或者说能不能抒情的问题，而是散文应该怎样抒情的问题。人们反对的是那种过度抒情，那种虚伪的抒情，那种扭捏作态的抒情，就是刘勰在《文心彫龙》里所说的‘为文而造情’。”针对当前散文写作中“文化散文”的争议，徐可表示：“文化散文、历史文化散文大有可为，关键是怎么去写它。不能当史料的搬运工，不能炒冷饭，一定要有所寄托，而且要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先生精神，当代的君子之风
《与谁同坐》不仅是对十位文化人物的生平追述，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梳理与呼唤。汗漫在后记中将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的精神概括为“君子、士、大人、先生、侠、知识者”。
徐可认为《与谁同坐》的核心在于弘扬“君子精神”与“先生精神”，书中人物体现了自孔子以来一脉相承、值得当代继承的君子传统。他引用《论语》“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及“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阐明君子应具备的品格与价值选择，呼吁在浮躁的当代社会重拾君子精神。
韩敬群分析，“先生”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双重意蕴：既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崇高敬意，又承载着平易近人的自嘲与亲切。从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白居易称“醉吟先生”，到杜甫称呼困顿的友人郑虔为“广文先生”，皆可见“先生”是有人间烟火气的。书中人物如朱生豪，不仅以翻译莎士比亚而闻名，也因写下“今早醒来甚是想你”等数百封情书而显得鲜活可感。
汗漫说，《与谁同坐》中的十位先生，是书中的主角，但每一个先生周围，都有师长、同道、学生、知己，与其同坐同行，从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比如，张元济先生周围，是郑振铎、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献保护同志会’诸君子；陈从周先生周围，是俞振飞、贝聿铭等大家。在先生们身上，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来不及了’的紧迫感，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郑振铎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民族文献、古文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汗漫认为，“元气与精灵”，就是我们的文脉，“而文脉正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文脉如果断了，一个民族的命脉就不存在了。十位先生及其同道，正是在时代的关键时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后生晚辈是受益者，理应也成为创造者”。
今天我们选择与谁同坐
韩敬群就“与谁同坐”这一命题提出思考：“在我们人生的波峰波谷、风雨阴晴之中，我们选择与谁同坐，这是特别要紧的问题。”他认为，《与谁同坐》的价值在于“给大家提供了人生的文化的鞋子、马匹和舟船”，当现实生活中缺乏精神指引时，“尚友古人”便成为一种可能。
这一提问引发了嘉宾们的兴致。邱华栋选择了诗人徐玉诺，因欣赏其至情至性、充满创造力甚至有些“不靠谱”的诗人特质，认为这代表了珍贵的生命热情。徐可的选择是古代的苏东坡与当代的启功先生，他强调启功先生的博大精深远非书法家一词可概括，其学问人格堪称当代典范。韩敬群表示自己心仪苏轼、杜甫、陶渊明三位，他们代表了不同面向的文化人格与生命境界。
《与谁同坐》书名，来自苏轼名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汗漫对此也作了思考和阐释：“与谁同坐”，是一个疑问句，主语是谁，呈现出一种开放性。主语如果是“我”，我与谁同坐？那就与书中的先生同坐吧，就有了前行的勇气和后盾；主语如果是书中的“先生”，他们与谁同坐？他们是与中国的将来同坐，一心眷恋着“将来之花园”，这样才有了危急感和行动力，去废墟上种花，在喧嚣中坚守，而非趋利避义、隐逸自安，“于是，我们和先生们，都成为明月清风了——由新月逐渐成长为明月，迸发出最强的光辉，即便最后凋残了，还会有新一轮月亮接续升起；清风则能够催促花朵授粉、结果，大地才生机勃勃。如此，一个时代永远有希望，一个古老而长新的国度永远有希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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