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日王毅与绍伊古在北京举行战略对话，距日本众议院大选仅一周，民调显示右翼政党自民党及其盟友有望拿下超300席。两场敏感事件叠加，是否预示亚太格局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2026年2月8日即将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大选，民调给出明确信号：自民党与维新党执政联盟有望拿下超300个席位，占众议院总席位数的六成以上。这意味着右翼势力将获得压倒性立法权，为修宪扩军计划扫清核心障碍。
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是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而此次右翼政党若胜选，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提上日程——明确自卫队的“国防军”地位，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本质是对二战后国际安排的直接否定。
不同于表面的政治诉求，日本修宪背后暗藏军工复合体的经济驱动。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业近年在远程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投入巨资，若自卫队升级为国防军，这些企业将获得源源不断的政府订单，形成“政治-军工”的利益闭环。
防卫费提升至GDP的2%也是核心议题，这一比例远超北约要求的门槛，意味着日本每年将新增数千亿美元防卫预算，重点投向西南诸岛军事化建设，构建对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力，直接针对台海与东海方向。
日美同盟深化：从“防卫”到“扩张”的转向
日美同盟的本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同盟核心是“日本防卫”，即美国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日本承担驻日美军部分费用；如今正加速向“地区安全保障”转型，成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核心工具。
日美同盟的深化不仅体现在军事部署上，更延伸至技术共享与情报合作领域。双方正在推进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情报共享，提升联合作战信息化水平，未来在台海、南海等地区，日美可能采取联合巡逻、演习等方式直接介入地区事务。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日“核共享”谈判可能从幕后走向台前。美国多次暗示可能向日本部署核常兼备导弹系统，若成为现实，将打破亚太核平衡，引发周边国家连锁反应——韩国可能加快核武装进程，朝鲜也会强化核威慑，整个亚太将陷入核军备竞赛风险。
日本还在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军事协同，将经济合作赋予军事属性，这将绑架印太经济秩序，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尤其对半导体、汽车等高度依赖区域合作的产业影响深远。
亚太格局重构：从“平衡”到“对抗”的临界点
日本右翼势力崛起正在将亚太格局从“平衡”推向“对抗”的临界点。首当其冲的是中日关系，日本将中国定位为“最大安全挑战”，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加强与“台独”势力勾连，将导致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从“政冷经热”转向“政冷经冷”。
中日关系恶化不仅影响双边经贸合作，还会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汽车、半导体等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与供应链，若合作受限，全球汽车产能布局、半导体供应链稳定都将受影响，甚至引发全球经济波动。
俄日关系也将陷入冰点，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立场强硬，配合美国对俄制裁，同时强化北海道与千岛群岛军事部署，俄罗斯可能加大远东军事存在，联合中国制衡日本扩张，形成中俄与日美两大阵营的直接对抗。
亚太格局变化还将影响其他国家战略选择，东盟国家可能采取“平衡战略”避免选边站，澳大利亚、印度等QUAD成员国则会进一步向美国靠拢，整个印太地区安全环境将更复杂，冲突风险显著提升。
中俄战略对话：多边秩序的“压舱石”
就在日本大选前一周，王毅与绍伊古的战略对话意义远超双边层面。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次对话释放的信号清晰明确：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单边主义与丛林法则，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直接回应。
不同于北约的军事同盟属性，中俄战略协作始终锚定“维护多边主义”核心，坚持“不针对第三方”原则，这是对排他性、对抗性军事同盟的根本区别，也是对国际秩序的建设性贡献。
绍伊古明确表示俄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图谋，这既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支持，也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王毅强调的“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则是对单边主义与集团政治的直接批判。
未来中俄战略协作将继续深化，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亚太和平稳定提供重要支撑，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同于军事同盟的大国合作模式。
综上所述，日本右翼政党崛起是亚太格局变化的关键变量，中俄战略对话则是维护多边秩序的压舱石。未来亚太和平稳定取决于各国是否遵守二战后国际秩序，是否愿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国既要做好军事反制准备，也要加强RCEP等经济圈整合，构建更稳定的亚太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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