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一场被清华简《启业》详细记录的庆功宴，揭开了西周初期最高规格宴会的神秘面纱。周武王征伐黎国（今山西黎城长治一带）大获全胜，归来后在周文王的太室（约今周原遗址附近）举行饮至之礼，以饮酒赋诗的方式庆祝胜利。这场宴会的参与者，全是左右西周格局的核心人物——周武王、毕公高、召公奭、周公旦、辛公甲、作册逸、吕尚父，七人的身份与分工，精准映射出当时的政治秩序。
周武王背北面南坐于堂上，这是天子的专属座次；其他六人分坐堂下两侧，各有明确职责：周公旦主持整场仪式，辛公甲负责安排座次、引导宾客就位，吕尚父则担任司政——相当于监督饮酒的“酒司令”。此前人们认为三国时郭嘉是首位制度化酒司令，但清华简的记载推翻了这一认知：吕尚父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酒司令，西周初期就形成了军师担任祭酒的制度，后来“酒令如军令”的酒桌文化，源头正是这里。
宴会的核心环节是周武王向此战第一功臣毕公高敬酒。毕公高是周文王庶出第15子，周武王作诗歌颂：“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人兄弟，庶民和同。方苞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诗中的“二公”指毕公高与周公旦，两人是此战的关键功臣；“嘉爵速饮，后爵乃从”意为请对方先饮，自己随后跟上，比起后世“感情深一口闷”的直白，多了份礼仪与谦逊，诗句也严格遵循《诗经》四字一段的规范，透着周人的文化底蕴。
先秦贵族宴会的另一大特点是分食制。当时贵族跪坐于席上，每人面前摆放一张独立的案，案上陈列耳杯、盘等成套餐具。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彩绘龙凤纹漆木案，就是楚王的“宴会桌”：四周设矮足，边框及四角饰鎏金铜泡钉与包角，漆面上绘有龙、凤等精美纹样，既彰显身份，也体现了分食制的讲究——这种方式既能保证卫生，更能通过餐具规格区分等级，与西周的礼制完全契合。
周代对饮酒的限制同样严格。鉴于殷商因嗜酒亡国的教训，周人规定“饮惟祀”，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还禁止群饮、滥饮。《左传》提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礼记》也说“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都是为了用礼仪约束酒的危害。但到了汉代，酒桌文化逐渐变味：孙权在武昌临钓台宴饮，灌得群臣大醉，还洒水说“惟醉堕台中乃当止”；孙皓更甚，不仅强行灌酒，还记录大臣酒后的隐私与过错，借机杀戮——此时的酒桌，早已从礼仪场变成了权力的测试场。
西周的这场庆功宴，却始终围绕着礼制与战功展开：座次的安排、分工的明确、饮酒的礼仪，每一环都在传递“秩序”二字。周武王的诗里没有权力的压迫，只有对功臣的褒奖与对“庶民和同”的期待；吕尚父的司政之职，也不是为了灌酒，而是监督礼仪的执行。这场宴会不仅是胜利的庆祝，更是西周文化的集中展示——酒桌之上，觥筹交错间流动的，是礼仪、是战功、是周人对秩序的坚守，比起后世的权力博弈，多了份纯粹的文化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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