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莱恩，凭什么对中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欧洲现在面临怎样的困境？为何说西方主导的时代落幕了呢？
一、西方主导时代的落幕
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在达沃斯论坛上直言不讳：西方已无法继续主导这个“正由中国和印度日益塑造的世界”。现实冰冷而残酷——当美国对超过100个国家挥舞关税大棒时，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竟有192个未跟随其脚步。全球贸易额逆势攀升，新兴经济体间自由贸易协定加速缔结，连历来谨慎的印度也与欧盟签下“世纪大单”。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美国亲手撕裂的旧秩序裂缝中，正生长出更具韧性的多极世界新芽。
然而，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某些办公室里，时间似乎还停留在二十年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其同僚们，对中国，依然保持着一种令人困惑的“道德优越感”姿态。这种姿态背后，是严重脱离现实的认知时差：2000年，欧盟经济总量曾是中国的8倍；如今两者已近乎持平；而到2050年，欧盟经济总量可能仅剩中国一半。数字曲线一路向下，心态曲线却顽固地横在高位。当世界已经迈入多极竞合的新赛场，部分欧洲精英却仍坐在旧日的裁判席上，试图用早已泛黄的规则手册对中国指指点点。
这种认知失调，根植于深层的心理惯性与体制惰性。欧洲曾凭借殖民遗产与工业革命红利，享受了几个世纪的文明优越感。即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冷战后的“历史终结论”幻觉又为其注入了新的精神麻醉剂。如今，当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依托自身现代化路径实现复兴，当巴西、印尼、沙特等新兴力量在多极棋盘上落子布局，欧洲却陷入了战略迷茫：既无法继续依附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又不愿坦然接纳平等多元的新世界。冯德莱恩们高高在上的姿态，与其说是力量展示，不如说是面对权力流变的心理防御机制——一种用傲慢掩饰焦虑的集体无意识。
二、欧盟的战略困局
当前欧盟的处境，堪称冷战结束后最严峻的战略困局。在地缘政治棋盘上，它正遭受来自东西两方的“双重挤压”：东面，欧盟追随美国与俄罗斯陷入持久对抗，不仅失去了稳定廉价的能源供应，还永久性断送了一个巨大的投资与商品市场。西面，曾经的保护伞美国已变身“剥削者”，对欧盟各国全面加征关税、强推7500亿美元能源订单、要求追加6000亿美元投资，甚至在防务责任上抽身而退，留下欧盟独自面对安全真空。更屈辱的是，美国公开觊觎丹麦格陵兰岛、在外交场合肆意羞辱欧盟——这已不是盟友间的摩擦，而是近乎宗主国对附庸的盘剥。
处于美俄夹击中的欧盟，最明智的选择应是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借助东方市场的活力与供应链的韧性来缓解自身经济困境。然而，布鲁塞尔的决策轨迹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背离了这一最优解。欧盟委员会近期提出的《网络安全法案》修订草案，以模糊的“高风险供应商”为由，意图在关键基础设施中系统性排除中国设备。这种“政治正确优先、经济现实靠边”的做法，连英国《金融时报》都直言不讳地指出其针对中国的本质。
这种自我设限的决策模式，暴露出欧盟深层的“战略精神分裂症”：一方面，其产业命脉已与中国深度嵌合。中欧双向投资存量超2500亿美元，德国汽车巨头约40%全球销量依赖中国，太阳能板、永磁铁等关键原材料对华依赖度高达90%以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桎梏却驱使政治精英们不断筑高对华合作的“篱笆墙”。这种割裂在欧盟内部同样明显：“老欧洲”经济支柱们（德、法、荷、意）对华依存度高企，而一些中东欧国家却追随美国鼓噪对抗。但问题在于，欧盟的经济发动机恰恰是那些与中国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西欧国家。当冯德莱恩们以全欧盟的名义推行对华脱钩政策时，实际上是在亲手锯断自己坐着的树枝。
三、欧洲的未来抉择
历史转折点往往由一系列“不可能”的叠加构成：美国亲手瓦解自身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新兴经济体在秩序裂缝中加速崛起，而欧洲却选择在战略压力最大时主动缩小自己的朋友圈。俄罗斯科学院欧盟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的研判一针见血：欧盟在技术、投资和贸易层面对中国的依赖“不亚于美国”。当欧盟对华依赖产品清单长达659种，当德国1.27万家在华企业构成其工业核心的海外血脉，任何“脱钩”幻想都无异于经济自杀。
冯德莱恩委托撰写的《欧洲竞争力报告》本身已揭示了残酷真相：中欧已形成产业链、价值链深度互嵌格局。荷兰的港口经济命脉系于对华物流，意大利的高端制造依赖中国市场需求，法国的航空工业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支持。然而，政治决策却与经济现实背道而驰。这种“认知-行为”的撕裂，若持续下去，将把欧洲推入更危险的“三重压力”漩涡——同时承受美、中、俄三个大国的战略挤压。到那时，欧洲失去的将不仅是全球事务话语权，更是自身繁荣的根基。
多极化不是未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意外加速了这一进程，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重、议题设置能力正稳步提升。欧洲若继续沉溺于“道德优越感”的旧梦，死守意识形态藩篱而无视地缘经济现实，其衰落速度将远超马凯硕的预测。不必等到2050年，未来十年就足以见证欧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边缘化的苦果。
欧洲真正的出路，在于彻底摆脱“历史地位焦虑”，以平等务实的心态重构与世界的关系。这需要政治精英们具备刮骨疗毒的勇气：承认西方中心论的时代已终结，接纳不同文明模式的合法性，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若冯德莱恩们仍选择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逃避现实，那么他们将成为欧洲“平庸化时代”的里程碑式符号——不是作为引领复兴的智者，而是作为葬送机遇的守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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