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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月，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特朗普政府的“枪口初速”策略。字面意义上，“枪口初速”形容子弹从枪口射出的那一瞬间所具有的凶猛速度。这个说法出自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2019年的一次采访。班农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舆论场灌满。每天给他们丢出三件事。他们只会咬住其中一件，我们就能把该办的事都办成。砰，砰，砰。这些人永远，永远缓不过来。但我们必须从枪口初速开始。”
特朗普阵营向来偏爱那种把暴力与速度的结合说得近乎光荣的比喻。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演说之后，当时担任白宫副幕僚长之一的泰勒·布多维奇（Taylor Budowich）发推写道：“接下来，就是‘震慑与惊骇’。”所谓“震慑与惊骇”，指的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那场开局轰炸行动。那确实是一场令人震撼的初始武力展示，但它掩盖的，是信息、规划与判断力在灾难性层面的缺失。它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只要立刻秀出支配力，一个社会就会屈服，而不是反抗。班农与布多维奇的这些隐喻，最终都以一种比他们本意更阴冷的方式，显得格外贴切。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就是行动要快、动作要多，让反对者永远来不及站稳脚跟。这是班农的洞见，而且确实成立：注意力是有限的。媒体、反对派、选民，他们能盯住的事情终究有限。把他们的注意力容量挤爆，就等于挤爆了他们思考、组织与反对的能力。
但你对反对者做的事，也同样会对自己发生作用。我去年写过：“这是一种会迫使你越界的策略。要让战场持续被淹没，你就必须不断行动、不断推进、不断制造新的愤怒或恐惧周期。你会把自己也压垮。”而这正是如今发生的事。特朗普政府被压垮了，被它自己的暴力、自己的残酷、自己的谎言、自己的混乱压垮了。
总统任期被危机淹没并不罕见；特朗普政府的反常之处在于，这些危机多半是它亲手制造出来的。它选择搭建一套不断变动的关税体系；它选择以武力或关税相逼，图谋夺取格陵兰；它选择追查政治对手，并把这条线一路推进到试图恐吓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这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它选择疏远最亲密的盟友，反而促使加拿大与英国去寻求同中国更紧密的联系；它选择在民主党占优的城市上演近乎入侵式的行动，为明尼阿波利斯 街头蕾妮·古德与亚历克斯·普雷蒂的骇人遇害埋下条件。而这还只是对过去几周与几个月里那一连串灾祸与折损所作的局部清点。
“枪口初速”的前提，是特朗普政府拥有我们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注意力与专注力储备。现实恰恰相反。白宫对注意力与专注力的需求，是我们其他人不必承受的。我们不需要负责管理或控制从劳动力市场到人工智能政策、从移民执法到疫苗审批的所有事情。麻疹暴发或经济衰退也不会算在我们头上。但总统会。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白宫都极其重视政策流程与指挥链条：这些机制的意义，在于过滤信息与决策的洪流，从而节省总统及其核心助手的注意力与专注力。管理得当的白宫，尤其是自律的总统，会在优先级问题上及其果断。2012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对《名利场》（Vanity Fair）说：“你会发现我只穿灰色或蓝色的西装。我是在尽量减少决策。我不想把精力花在决定吃什么、穿什么上，因为我还有太多别的决策要做。”
但这个白宫和这位总统，却把失序的忙乱当成美德，把自律当成缺点。与其设法压缩自己必须时刻掌握的危机与冲突数量，特朗普政府成员从上任第一天起反而有意把它们越滚越多。执政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几乎是硬生生把联邦政府内部用于运转与协调的线路扯断，其中就包括对一些内部团队的掏空，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类本该替总统消化信息、筛选选项的机构。他们甚至把谨慎与克制视为承认自己软弱。
今年1月，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实际运作中几乎扮演着特朗普的“首相”。他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探员传达了一条信息：“所有ICE探员注意：你们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享有联邦豁免，任何人只要动你们一根手指，或试图阻止你们，或试图妨碍你们，就是在犯重罪。”他这番话属于一项更大工程的一部分，意在改变ICE与边境巡逻队的机构文化，长期报道移民议题的《大西洋月刊》记者凯特琳·迪克森（Caitlin Dickerson）对我说：
“我和一位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官员聊过。他说，在任何一次现场接触中，你都会本能地害怕开枪，哪怕那次接触可能演变为暴力、危险的局面。过去更常见的担心是，执法人员会因为顾虑事后追责而迟疑，不愿意动用枪支。因为一旦发生枪击，随后往往会启动一层又一层的调查程序。他在ICE干了30年时真正害怕的是，在确实需要开枪的那一刻，他反而会因为顾虑而不开枪。”
“但现在，担忧的方向几乎完全反转了。我们已经看到，在ICE内部，有人因为驱逐‘拿不出足够的驱逐遣返成果’、因为不够强硬而丢掉工作，甚至连高层官员也会因此下台。我认为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只是在把那套逻辑说得更直白：你不会因为太强硬而惹上麻烦。真正会让你惹麻烦的，恰恰是你还不够强硬。”
因此，很难不把这种机构文化的转向，与明尼阿波利斯街头那几起悲剧性的致命枪击，视作几乎直线相连的关联。
任何组织最终都会变得像它的领导者。特朗普本人很容易分心，更渴望听到奉承而不是忠告；他会对粗鄙的强势姿态与暴力展示心生折服，也沉迷于社交媒体与有线新闻频道，他的白宫同样如此。特朗普幕僚们的阿谀奉承粗鄙到几乎与嘲弄无异。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向《纽约》杂志一名记者谈及特朗普的健康状况时说：“你这篇报道的标题应该是‘超人总统’。”米勒说出这句话时，是否意识到这只会让他的老板显得更滑稽？他是有意为之吗？
但不只是米勒。特朗普的内阁会议呈现出一种极权式的媚俗表演。比如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李·泽尔丁（Lee Zeldin），去年12月在会议发言收尾时这样说：
“如果你问我，我最感恩的是什么，不管是感恩节、圣诞节、光明节还是新年，一年里任何时候都一样。我感恩的是，这位总统在任上干了四年之后，本可以把这一切抛到身后，去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但他愿意替你们每一位在家收看的观众挡子弹，因为他相信自己所举的那面旗帜，也相信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还相信要拯救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所以，在这个假日季节，我要感谢您，总统先生。”
特朗普内阁会议的荒诞之处在于：它看起来像个笑话，但现场没有任何人是在开玩笑。这些会议不只是表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在这里，赢得总统欢心靠的是表忠，而不是胜任。总统要的是仪式化的拥戴，不是制度化的流程，而他得到的也正是前者。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讽刺在于，相比之下，他在第一任期反而更受益于那些顾问，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把特朗普最糟糕的冲动挡在门外，也是在保护特朗普和我们所有人。2020年，特朗普据报道在谈到乔治·弗洛伊德抗议者时问军方能不能“直接开枪，就朝他们腿上开枪之类的”，而顾问们拒绝时，保护的并不只是我们，他们也在保护他本人。
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个白宫班子，是为确保再也不会有人对特朗普说“不”而搭建的。他想要一种由谎言与阿谀奉承构成的氛围，而他也确实得到了。特朗普的幕僚长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去年12月对《名利场》（Vanity Fair）说：“我听前任们讲过一些故事，说会有那种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你必须走进去告诉总统，他想做的事违宪，或者会害死人。我没有那样的时刻。”
特朗普的助手对他阿谀奉承，对我们撒谎。他们纵容他持续分心，于是他们自己也长期处在分心状态。他们被他支配，于是也试图来支配我们。他们自以为是强项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软肋。从他们的隐喻就能看出来：那场名为“震慑与畏惧”的轰炸行动，通向的是灾难的序曲，而不是胜利的序曲。这里也是如此。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都是一届正在失败的总统任期。特朗普不得人心；他的残酷手段与关税政策，把移民与生活成本这些曾经最占优势的议题，反过来变成了负担。反对特朗普的力量越来越团结，也越来越被动员起来；民主党在全国多地选举中压过共和党，而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试图“占领”的城市里，一些纪律严明、勇敢而又动人的抗议运动也已浮现。说到这里，我很难不直接引用《大西洋月刊》撰稿人亚当·瑟沃（Adam Serwer）从明尼苏达州发回的报道：
“支撑特朗普主义的每一种社会理论，都在明尼苏达人的钢铁般决心面前被折断。人们原以为，明尼阿波利斯的多族裔共同体会碎裂，但它没有。它硬是撑住了，直到博维诺他被迫灰溜溜地离开双子城，夹着那件标志性的长大衣，狼狈不堪。”
“道德败坏者心底最隐秘的恐惧，是美德其实并不稀罕，而真正孤零零的反倒是他们自己。在明尼苏达，MAGA 的所有意识形态基石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证明为虚假。勇敢的是明尼苏达人，而不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与边境巡逻队那些持枪的打手。明尼苏达人证明，他们的社区具有社会凝聚力，而且正是因为多样性，而不是尽管多样性。”
“明尼苏达人却在一个被社交媒体切割得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彼此找到彼此，并且彼此相爱；而在同一个世界里，一些内心空洞的人试图用“我天生更优越”之类的谎言，去填补自己那点挥之不去的孤独。 明尼苏达人守住了所谓‘西方文明’里所有值得保留的东西，而一些持枪的蛮徒却想用武力把它拆毁。”
“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个政府，它不仅在关键领域开始后撤，例如放弃对整个格陵兰的索求，把格雷格·博维诺送回边境巡逻队位于埃尔森特罗的辖区，也在对华贸易战上悄然收缩。同时，它还被自身的残酷与谎言逼到墙角。斯蒂芬·米勒把普雷蒂污蔑为‘国内恐怖分子’和‘刺客’，这种说法只要与那段视频稍一对照就立刻站不住脚。视频里，普雷蒂正试图保护身旁的一名女性，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一种沉默的英雄气在支撑他。”
特朗普看起来像是在试图修正航向，但他既没有纪律，也没有人员配置，足以真正改变这届政府的走向。这一届政府是总统其人及其欲望的投影。这个白宫不是被危机围困。这个白宫本身就是危机。
以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于2021年加入《纽约时报》观点栏目。他主持播客《The Ezra Klein Show》，著有《我们为何两极化》（Why We’re Polarized），并与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合著《丰裕》（Abundance）。此前他是Vox的创办人、主编，后任总编辑，再后任特约编辑。在那之前，他在《华盛顿邮报》担任专栏作家与编辑，并创立并领导了Wonkblog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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