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0年，夜色笼罩下的上海锦江饭店，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透着股说不出的劲儿。
这会儿，房间正中间站着个十八岁的丫头，名叫李炳淑，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眼珠子瞪得老大。
她原本是上海戏曲学校进修班的一名学员。
就在前一刻，有人喊她别练功了，赶紧去见个大领导。
哪成想，推开门那一瞧，沙发上坐着的居然是毛主席。
这一下，小姑娘脑子里一片空白，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才好。
主席一眼就瞧出这孩子紧张得不行，抬手指了指旁边的一位干部，笑呵呵地打破了僵局：“小李呀，快过来认认人，这可是你的‘父母官’，曾希圣同志。”
这曾希圣是何许人也？
正是当时安徽省委的一把手。
李炳淑魂儿还没收回来，刚想张嘴打个招呼，主席紧接着蹦出一句，让屋里所有人心里猛地一颤，随即便回过味儿来。
只听主席半真半假地调侃道：“小李啊，这回你可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哟。”
一个唱戏的小丫头，咋就能让大国领袖觉得“难办”呢？
说白了，这背地里是一场关于“顶尖角儿到底归谁”的拉锯战。
这事儿还得往前倒两年。
李炳淑是地道的安徽人，十四岁那年，靠着老天爷赏的一副金嗓子，考进了宿县戏曲进修班。
这丫头灵气逼人，哪怕没经过科班打磨，光是在村头听戏班子哼哼，就能学个八九不离十。
到了剧团里，她更是如鱼得水。
旁人还在苦练压腿下腰的时候，她进班没过九十天就能上台唱戏，过了两年就被安徽蚌埠京剧团给“抢”了去。
在安徽方面眼里，这可是块没雕琢的美玉，是从土里挖出来的稀罕物。
为了把这块美玉打磨成器，1959年，安徽那边拍了板：送李炳淑去上海深造。
那会儿的上海，大腕儿扎堆，京剧的味儿最正，那是全国戏曲界的“清华北大”。
安徽的小算盘打得精：送出去贴层金，学成归来，那就是安徽京剧界的顶梁柱。
可偏偏就在这“贴金”的节骨眼上，出了岔子。
李炳淑到了上海，那光芒根本挡不住。
1960年，她挑大梁演《女起解》。
大幕一拉开，嗓子一亮，那清脆的唱腔、老练的身段，立马把眼光极高的上海戏迷给镇住了。
一夜之间，李炳淑火遍了滩头。
上海那边一琢磨，这哪是什么进修生，分明是个千载难逢的好角儿。
上海人爱才，不光给待遇优厚，还把话挑明了：想把李炳淑留下来。
上海的想法很简单：这种天才，只有在上海这般广阔的天地，才能最耀眼。
把人留下，对京剧这门艺术才是最大的负责。
这下子，安徽那边不乐意了。
千辛万苦挖出来的苗子，送你那是让你帮忙培养的，咋养着养着成你家的人了？
曾希圣身为安徽的一把手，态度硬得很：绝对不行，人必须回来。
两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僵持不下。
这不，官司直接打到了毛主席跟前，连曾希圣都特意赶到了现场。
搁那个年代，跨省调人可是大事，何况还是这么个两地大领导都盯着的“香饽饽”。
主席那句“给我出难题”，听着像玩笑，其实是一针见血：两边都是心头肉。
向着上海？
安徽肯定觉得憋屈，人家发掘的苗子，这不等于明抢功劳嘛。
向着安徽？
从艺术前途看，上海的土壤确实更肥沃，硬拽回去，弄不好就耽误了李炳淑的未来。
可主席处理这事儿，用了一招极其高明的手段：把球踢给当事人。
锦江饭店的屋子里，玩笑话过后，主席收敛了笑容，开始跟李炳淑推心置腹。
既然事儿是因你而起，那你心里咋想的才是关键。
李炳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
面对主席的询问，她倒也没藏着掖着：“我想回老家安徽做贡献，可上海又是精心培养我的地方，我心里也没底。”
这话听着两边都顾到了，但实际上心里是有谱的——她没忘根，根还在安徽。
有了这句话垫底，主席心里的谱就定下来了。
他转过身，一脸严肃地对上海和安徽的负责人说道：“要听听孩子的意见嘛，既然她心系安徽，那就这么着，先让她在上海安心学戏，等真正出师了，再让她回去。”
这一判，那是相当有水平。
头一条，把人归谁给定了：尊重李炳淑的想法，等于承认她是安徽的人。
这就给曾希圣吃了颗定心丸，保全了安徽的面子和里子。
第二条，借鸡生蛋：人虽说是安徽的，但别急着走。
继续赖在上海“好好练功”。
这招啊，就叫“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一场搞不好就要引发两个省份闹别扭的“抢人风波”，就在这一句玩笑和一番拉家常中，烟消云散了。
后来，李炳淑果然争气，在上海吸足了养分，成了响当当的京剧大家。
如今回过头再看这事，你会发现，所谓的“难办”，恰恰是因为看透了本质。
光看归属，那是管人的事；光看前途，那是艺术的事。
只有把这两头拧成一股绳，既顾了“情份”（家乡归属），又顺了“道理”（艺术成长），这才是最有智慧的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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