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4日，北京的天黑得早。刚过六点，中南海怀仁堂门口的大灯就亮了，把台阶下站着的一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风是从西北方向吹过来的，带着点干冷的硬劲儿，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刚参加完授衔仪式的将军们陆陆续续走出来，身上的呢料军装还带着会场的暖气味儿，脚上的皮靴踩在地上咔咔响。
人群里，向守志走得急。他刚被授予上将军衔，肩上的三颗星在灯光下闪着金光。这一年他七十一岁，头发全白了，但腰杆子挺得笔直，像根在太行山上扎了几十年的老柏树。他没跟周围的人寒暄，眼睛直勾勾盯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人。那是秦基伟，刚卸任国防部长不久，也是这次被授予上将的老战友。
向守志突然加快了步子，皮鞋跟磕打地面的声音比刚才更脆。他穿过正在聊天的人群，走到秦基伟跟前两步远的地方，猛地收住脚，脚跟一靠，“啪”的一声，右手抬到了帽檐边。这一个立正，干净利落，连个多余的晃动都没有。
秦基伟正侧着身子跟旁边的人说话，听见动静转过头来，愣了一下。看着眼前这位跟自己肩章一样的老部下，他嘴角动了动，半开玩笑地说了句：“上将给上将敬礼？敬错人喽！”
向守志的手没放下，声音压得有点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首长，您永远是我的首长。”
周围的人一下子静了下来。这一幕被好多人记在了脑子里，一记就是好多年。这不是条令规定的礼节，也不是客套的寒暄，这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有的那种过命交情。
要说清楚这俩人的关系，得把时间往回拨五十年。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没多久，太行山就成了八路军129师的地盘。那时候向守志才十九岁，是771团特务营的营长。说是营长，手里也就百十号人，枪还没人多。秦基伟在386旅当团参谋，管的是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
冀南那地方，一马平川，除了庄稼地就是炮楼。日军的汽车、火车在公路上、铁路上来回跑，跟自家后院似的。八路军要想站住脚，就得把这些交通线掐断。
有一回，部队在威县到临清的公路上设伏。向守志带着特务营的机枪组，提前一晚摸进了路边的高粱地。九月的高粱长得比人还高，叶子像锯齿一样拉人。他们在地里趴了一宿，蚊子叮得满脸包，不敢动，不敢咳，连尿都得憋着。
第二天晌午，日军的车队来了。头一辆是装甲车，后面跟着几辆大卡车，满载着弹药和兵。向守志盯着车队进了伏击圈，手一挥，机枪响了。三挺重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像泼水一样扫向车头和车厢。
这一仗打得惨烈。日军反应快，马上组织反击，炮弹往高粱地里砸，把地里的土翻了个遍。向守志的机枪阵地被小钢炮击中了一角，副射手当场牺牲，血溅了向守志一脸。他顾不上擦，抱起机枪换了个位置继续打。
战斗结束后，386旅的指挥所前乱哄哄的。俘虏被押下来，伤员在担架上哼哼，大家都在清点缴获的枪支弹药。秦基伟满身是泥，从指挥所里跑出来，一眼看见向守志正坐在路边给机枪擦油。秦基伟冲过去，一把抓住向守志满是黑油和硝烟的手，大声喊了一句：“好一个机枪手！”
这句话不是随便夸的。在那个年头，能把机枪用明白的人不多，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把子弹打出去的更少。向守志这名字，就跟“机枪”俩字绑在了一起。
后来的几年，冀南根据地越搞越大，鬼子的“扫荡”也越来越疯。什么“铁壁合围”“梳篦式清乡”，能用的招都用了。八路军也不硬顶，发明了好多新战法。什么“麻雀战”，就是三五个人一组，打几枪换个地方；什么“地道战”，把村子挖空了跟鬼子捉迷藏。
这些战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秦基伟、向守志这些人围着一盏昏暗的马灯，在地图上拿小石块、树枝子一点点推出来的。
向守志这人有个特点，认死理。看地图能看半夜，盯着一个山头琢磨半天，非要搞清楚哪条路能走大车，哪条沟能藏人。秦基伟性子急，但也细，看准了就敢干。俩人经常为了一条行军路线争得面红耳赤。向守志说走山路保险，秦基伟说走谷地快。争归争，第二天打仗，向守志的特务营照样冲在最前头，掩护旅部撤退，一点不含糊。
1945年日本投降，大家都以为能过几天太平日子。结果蒋介石翻脸比翻书还快，内战又打起来了。
这回战场换到了中原。1948年的神头岭阻击战，成了俩人又一次生死的交集。
神头岭在山西，地势险要，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那时候向守志已经是旅长了，带着部队抢在敌人前头占领了阵地。他把机枪火力点修得特别绝，都在石头缝里，外面看不见，里面能打到外面。
敌人来了整整一个师，炮火准备就做了半个小时，把山头炸得跟月球表面似的。然后步兵往上冲，一波接一波，像潮水一样。向守志在阵地上来回跑，哪里吃紧就去哪里。有一次敌人都快摸到阵地前沿了，他抄起一支冲锋枪带着警卫排就反冲锋，硬是把敌人压了下去。
仗打完，阵地上连棵站着的树都找不到了。向守志从工事里钻出来，脸上全是黑灰，只有眼白是亮的。他坐在炮弹坑边上，给那是已经打红了枪管的机枪擦油。
秦基伟走过来，递给他一根烟。那时候能有根烟抽就是好东西了。秦基伟看着他那狼狈样，笑着骂了一句：“又救了老子一回。”
向守志嘿嘿一笑，没说话，点着烟猛吸了一口。烟雾呛得他咳嗽了几声，眼泪都出来了。
到了1950年，朝鲜那边打起来了。美军带着“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央一声令下，志愿军入朝作战。
当时秦基伟是第十五军的军长。这支部队原本在西南剿匪，接到命令后，秦基伟带着部队从四川一直跑到东北，又从丹东过江。
部队到了前线，面临的困难比想象的大得多。天寒地冻，后勤跟不上，战士们穿着单衣，吃着冻土豆，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美军。
向守志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秦基伟的一封加急电报直接发到了学院：“速归队，有大仗打。”
向守志二话没说，卷起铺盖就走。本来按照程序，他得等毕业分配，但老首长的召唤比什么都重要。他赶到高邑集结地的时候，秦基伟正在地图前发愁。见向守志进来，秦基伟抬头看了一眼，只说了一句：“来了就好。”
向守志被任命为44师师长，带着部队上了五圣山。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美军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万发炮弹，把山头削低了2米。
向守志的44师在上甘岭以北地区打配合。虽然不是主阵地，但压力一点不小。美军为了夺取侧翼，经常派小股部队渗透。
有一次夜战，向守志指挥一个加强连，摸黑插到了敌人后面。那天晚上没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向守志带着部队在山沟里走，不能说话，不能碰响装备，全靠手摸着前面人的背包带。
到了后半夜，他们突然发起攻击。手榴弹像下雨一样扔进美军的帐篷和工事。向守志冲在最前面，手里端着冲锋枪，哪里枪声密就往哪里冲。这一仗，把美军一个加强排连锅端了，还抓了十几个俘虏。
战后总结会上，秦基伟指着向守志对所有人说：“看见没？这是我的机枪手！”
台下的年轻指挥员们哄堂大笑，但心里都明白，这不是开玩笑。在十五军，能被秦军长叫一声“机枪手”，那是最高的荣誉，意味着你敢打硬仗，能打胜仗。
1955年，全军第一次大授衔。秦基伟被授予中将军衔，向守志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肩上的星差了一级，但俩人见面还是老样子。在走廊里碰见了，向守志照样立正敬礼，喊一声“首长”。秦基伟也照样拍拍他的肩膀，问一句：“老向，最近身体咋样？”
后来军队搞正规化，好多打仗出身的将领进了学校当校长。向守志去了西安炮兵学校。
这对他来说是个挑战。他是放牛娃出身，没上过几天学，让他去教那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教官，难度可想而知。但他有股倔劲，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上课的时候，他不光讲理论，还亲自示范。讲瞄准，他能趴在地上一小时不动；讲操作，他能把几百斤的炮轮推着走。学员们背后都说：“咱们校长，还是那个前线味儿十足的机枪手。”
时间一晃到了八十年代。向守志当上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这时候的军队已经不是小米加步枪了，导弹、坦克、军舰，现代化装备越来越多。
向守志虽然年纪大了，但脑子不旧。他跑遍了长江防线的每一个重要据点，看地形，问水文，研究怎么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守住江防。他对下面的师长、团长说：“别光看装备先进了，人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上甘岭那时候咱们装备差，不也打赢了？”
1988年恢复军衔制，向守志和秦基伟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其实在授衔之前，向守志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不管给我什么衔，见到秦部长，我该敬礼还得敬礼。没有他当年的指挥，没有我们在太行山的配合，我活不到今天，也当不了这个上将。”
那次敬礼之后，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依然保持着那种特有的军人节奏。
向守志在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一直干到七十多岁才退下来。按说这么大年纪，该在家享清福了，但他闲不住。
各地请他去讲传统，他从不推辞。站在讲台上，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讲太行山怎么伏击，讲上甘岭怎么守坑道，讲牺牲的战友怎么在他怀里闭上眼睛。讲到动情处，台下的学生哭成一片。
1998年长江发大水，八十多岁的向守志坐不住了。他拿出自己的积蓄捐了款，还到处打电话找老关系，问前线缺不缺帐篷，缺不缺药品。有人劝他：“您都离休了，操这心干嘛？”
他眼睛一瞪：“将军可以离休，党员没有下班的时候！”
他还给四川老家修铁路捐钱。那时候他工资不高，捐的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老家的人说：“向司令自己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却把钱都给了咱们。”
秦基伟晚年身体不好，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老部下。有时候通电话，秦基伟会半开玩笑地问：“老向啊，现在还能不能端得动机枪啊？”
向守志在电话那头笑着回答：“首长，只要您一声令下，我还能冲！”
这不是客套话。对他们这代人来说，战争虽然结束了，但那种随时准备战斗的神经，一辈子都没松弛过。
2002年，向守志在南京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消息传到北京，秦基伟正在医院里。听到秘书报告，老人沉默了很久。他已经说不出太多话了，最后只摆了摆手，让人记下了一句话：“好机枪手，安息。”
这六个字，是对一个战士最高的褒奖，也是对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生死情谊，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怀仁堂前的那阵风，早就停了。但那个标准的军礼，和那句“首长”，却像刻在石头上的字一样，留在了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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