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的番号是“四”，却在1931年就成立了；而番号排在它前面的红二方面军，反而要到1936年才正式成立呢？
为什么首先诞生的是“红四方面军”？
1931年的鄂豫皖苏区。那是红军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各个根据地都在壮大。
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地方，我们党建立了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就是鄂豫皖苏区。
这里的红军力量发展很快，主要由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组成。
到了1931年11月7日，正好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在湖北黄安的七里坪（就是今天的红安县），发生了一件大事。
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主力正式合编，成立了一个新的、更高级别的战略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徐向前同志担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担任政治委员。注意，这个“第四方面军”的番号一出来，就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按理说，当时中央红军（也就是后来的红一方面军）是老大，那接下来应该是“红二”、“红三”才对，怎么直接跳到“红四”了呢？
这里面有个关键人物，就是当时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张国焘这么做，有他非常现实的考虑。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迷惑敌人。
国民党当局一直在打听红军到底有多少个“方面军”，张国焘跳过“二”和“三”，直接亮出“红四方面军”的旗号，可以虚张声势，让敌人误以为红军已经至少有了四个强大的方面军，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压力。
当然，这也是因为鄂豫皖苏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成立方面军，就是这支军队不再是地方部队，而是与中央红军并列的主力战略兵团。
所以，红四方面军的率先成立，根子上是因为鄂豫皖苏区当时确实具备了强大的实力。
它地处中原腹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东临津浦路，西扼京汉路，北踞陇海路，南逼长江”，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城市武汉和南京。
这里的红军在徐向前等将领的指挥下，接连打了好几个漂亮仗，比如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部队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广，发展成了全国范围内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
并非遗忘，而是时机未到
那么问题来了，红四方面军成立的时候，有没有“红二方面军”的苗头呢？或者说，有没有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可以配上这个番号呢？咱们把目光移到南方的湖南、湖北西部，也就是湘鄂西苏区。
这里的革命斗争也非常激烈，主力部队是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最初叫红二军）。在江西、湖南边界的湘赣苏区，还有由萧克、王震等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
这两支部队英勇善战，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在1931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里，它们始终没有被正式授予“红二方面军”的番号。
为什么呢？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从客观形势上看，湘鄂西和湘赣苏区面临的敌情非常严重，处于国民党军的反复“围剿”之中，根据地不像鄂豫皖那样一度非常巩固和统一，斗争环境更为艰苦和分散。
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战略上的考虑。中共中央从全局出发，需要保留“红二方面军”这个重要的番号，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用在更关键的棋局上。
说到这里，就必须提一下当时中共中央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这个难题直接决定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时机。
那就是张国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张国焘的领导下，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他也逐渐滋长了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倾向。
1935年，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于四川懋功会师，这本是增强红军力量的大好事。但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兵力强大（鼎盛时期超过八万人），个人野心膨胀，在战略方针上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对立。
他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决定，坚持要南下，甚至发展到公然分裂党和红军，在卓木碉另立了一个“第二中央”。
这成为了长征途中最严重的危机。
“红二方面军”诞生
时间来到1936年。
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也开始了长征，并且在当年7月初，到达了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师。
这次会师，一下子改变了整个西北地区红军的力量格局，也把“红二方面军”成立的议题，推到了最紧迫的日程上。
当时的情况非常微妙，也非常紧张。
红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兵力大约有一万多人，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虽然经过南下受挫，仍有数万之众，实力对比悬殊。
张国焘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错误立场，他试图利用两军会师的机会，用各种办法影响甚至控制红二、六军团，比如想向这支部队派干部、灌输他的主张等等。
对于远在陕北、正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中央来说，甘孜会师后的局势充满了风险：如果红二、六军团这支坚决拥护中央的宝贵力量，被张国焘吞并或带偏，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正是在这种千钧一发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果断而英明的战略决策。 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以及红四方面军一部编成的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共同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
所以说，红二方面军的成立，远远超出了一次简单的部队整编。
它是在长征后期，党和红军面临分裂危险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团结、坚持正确路线而打出的一张至关重要的“政治牌”和“组织牌”。
当然，前期是条件不成熟、战略留有余地；后期则是形势所迫、斗争所需。
共同北上与历史意义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立刻在甘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有了正式番号和独立指挥机构，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开展工作就更有底气了。
他们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紧密配合，一方面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另一方面耐心做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工作，宣传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在多方努力和现实压力下（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已彻底失败），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分裂主张，同意北上。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携手并肩，开始共同北上的征程。这段历程依然充满艰险，要穿越茫茫草地，但两支兄弟部队相互支援，最终在1936年10月，在甘肃的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至此，红军的三支主力方面军，红一、红二、红四，全部汇聚在西北，开启了革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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