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关系看，这场风波从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上的发言拉开帷幕。她直接把台湾问题扯上日本的集体自卫权，说如果中国大陆动武封锁台湾，那可能算日本的存亡危机，自卫队得出手。
2026年1月下旬，日本东京同时出现两条让人不安的线索，一条是美国高官到东京施压，谈的是防务负担和同盟要求。
另一条是日本国内选举现场情绪失控，高市早苗在镜头前落泪，两件事叠在一起，暴露出日本在外交、安全与经济上的多重压力正在集中爆发。
1月26日前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抵达东京，日本政界原本以为，去年底把防务预算推到约9万亿日元，并把军费目标做到了GDP的2%，就能让美国满意，也能证明日本履行了同盟责任。
为了这笔钱，日本国内已经承受了很大压力，物价和生活成本让普通人不满，社会怨气在累积。
但科尔比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强调美国已经疲惫，不再愿意继续承担过去那种对盟友的安全供给，他提出的要求不止是维持2%，而是把日本的防务负担进一步提高到更高水平，甚至提出5%这样的目标。
这对日本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挤压，会冲击民生支出、公共服务和经济结构，日本方面在公开场合仍试图维持同盟稳定的说法，但在实际谈判中显然感受到压力远超预期。
这种压力还带着明显的交易色彩，美国不只是希望日本多出钱，还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前线责任，并扩大军备采购和相关投入。
对日本来说，这等于在已经加重负担的基础上继续加码，而且没有明确上限，日本如果拒绝，会担心同盟关系受损；如果接受，国内财政与社会承受力会进一步紧绷。
日本还面临来自中国的反制压力，问题起点在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公开把台海议题与日本存亡绑定，发表强硬说法，引发中方强烈不满。
中方的回应先从外交层面出现，但真正让日本感到疼的是经贸和供应链层面的动作。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地方产业，北海道等地的渔业出口遇到阻力，部分农渔产品的对华出口受影响，相关协商也被中止。
这些行业对中国市场依赖较高，一旦出口受阻，仓储、价格和就业都会受到牵连，日本政界起初有人认为这只是常见的摩擦手段，影响有限，但后续发展更严厉。
到了12月，中国在稀土等关键材料的出口审批上出现更严格的控制节奏，对日本制造业来说，稀土涉及电机、磁材、精密设备和部分军工产业链，审批节奏变化会带来供货不确定，企业很难靠短期转移供应链解决。
企业界开始紧张，因为这类问题不靠政治表态就能解决，必须有稳定供应和可替代方案，但现实条件并不乐观。
今年1月初，中方进一步推进反倾销调查，并把重点指向与半导体产业链相关的关键化工材料，同时推动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落地。
对日本企业而言，这类措施的影响更直接，采购部门收到的不是简单涨价，而是合同要重新评估甚至暂停的通知，对依赖连续生产的行业来说，这会影响排产、交付和投资计划，也会迅速传导到资本市场和就业预期。
这样一来，日本面对的是双重挤压，一方面是美国要求日本付出更多军费和承担更多责任，且标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对华关系紧张带来的经贸反制与供应链风险，影响到地方产业和高端制造。
两边压力同时到来，日本的政策空间被压缩，在国内政治层面，这些压力集中到选举现场，形成强烈反弹。
高市早苗在拉票时落泪，表达自己为首相之位努力多年，这背后也反映出她面临的政治危机。
她以强硬路线争取右翼支持，同时押注日美同盟来提升个人政治资本，但现实反馈却是国内成本上升、产业受挫、外部账单更高、风险更集中，她的情绪失控在镜头前呈现出来，说明局势已经难以用常规话术稳定。
街头抗议也在增加，在东京街头，有反对增加军费、反对把社会资源过度投入防务的声音。
抗议者提出的问题很直接，普通人承担了增税和生活成本上涨，换来的却是产业出口受阻、企业担心缺料停工，以及美国提出更高要求，对他们而言，所谓安全政策的收益并没有体现在生活改善上，反而带来更强的不确定性。
这种反弹还包含一种更现实的认知变化，很多民众开始把外部政治叙事与自身生活直接联系起来，当这种联系被清楚看到时，情绪就会从支持变成质疑，政治人物也更难用危机叙事维持动员。
除此之外，日本的安全环境并没有因为强硬表态变得更安全，地区军事摩擦的风险上升，中俄在周边的军事动作增加，反而让日本社会感到紧张。
强硬路线原本被包装成增强威慑，但在现实中带来的可能是更高的对抗强度和更大的经济代价。
综合来看，日本当前处在一个矛盾点上，美国要求日本付出更多，而且标准不断提高，中国的反制让日本的产业链和出口承受压力，国内民众对增税与生活成本不满，抗议与质疑增加。
高市早苗在选举中用强硬路线和同盟叙事争取支持，但现实结果是外部压力更大、内部反弹更强，日本接下来如何调整路线，关系到经济能否稳住，社会能否承受，外交能否降风险。
对普通日本人来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口号，而是生活成本、就业和未来预期能否变得更可控。
中国新闻网 2026-01-28 演讲过程中，高市早苗突然开始抹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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