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果不把这几个字去掉，这新中国还没出生，就已经带着一股子霉味了！”
1949年9月26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里，一场气氛极其诡异的饭局正在进行。
本来大家是来吃饭的，结果一位81岁的老爷子突然把手里的拐杖狠狠顿在了地上，那动静，把在座的二三十位元老都给震住了。
这事儿说起来，真得让人捏把冷汗。
哪怕是到了今天，咱们翻看那时候的档案，都能感觉到那种千钧一发的气氛。
就在距离10月1日那个大日子只剩下不到100个小时的时候，咱们新中国的名字，其实还没完全定死。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差点就被人给“注水”了。
当时的那份《共同纲领》草案里，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后面的，竟然还有一个带着括弧的“小尾巴”。
那个括弧里写着六个字：（简称中华民国）。
这事儿要是真成了，咱们现在的身份证、护照，甚至人民币上，搞不好都得印着这几个字。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险情。
咱们现在觉得这事儿挺荒唐，新国家新气象，干嘛非得背着旧社会的包袱？
但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
1949年的北平，那是个什么地界？
那是各路神仙汇聚的地方。满大街跑的吉普车里，坐着的可能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将军，也可能是穿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甚至可能是刚从海外归来的洋派绅士。
大家的心思，那是五花八门。
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很多人的感情那是相当复杂。
特别是那一帮从辛亥革命混过来的老先生们，像黄炎培、何香凝这些人，他们觉得这四个字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家产”。
虽然这“家产”后来被败家子给霍霍了，但那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怎么能说扔就扔呢？
所以，在起草文件的时候，这帮老先生那是动了心思的。
他们想了个折中的法子：大名用新的，小名还保留旧的。
理由听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老百姓叫了38年了，突然改口怕不习惯；再加上为了统战需要，留个“简称”，也好让那些还在观望的人有个心理过渡。
这话一出来，起草组的人也犯了难。
毕竟这帮老先生都是国家的宝贝，是请来共商国是的，总不能一上来就驳了人家的面子吧？
于是，这个带着括弧的草案，就这么摆上了台面。
这一下，有人心里舒服了，觉得这是“不忘旧情”；可更多的人心里那是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你想啊，咱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流了那么多的血，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推翻那个旧社会，建立一个干干净净的新中国吗？
现在可好，新房子盖好了，门口还得挂个旧主人的破牌匾，这叫个什么事儿？
这种情绪在代表们中间蔓延，但碍于黄炎培这帮元老的面子，谁也不好意思当面撕破脸。
这事儿要是没人管，那可能就真的这么定下来了。
眼看着开国大典的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文件马上就要定稿印刷了。
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
周公那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这事儿在大会上吵是吵不出结果的，甚至可能伤了和气。
既然是感情问题，那就得用感情的方式来解决；既然是老先生们的心结，那就得找个更“老”的人来解这个扣子。
于是，就有了9月26日中午的那场特殊的“午宴”。
02
这顿饭，周恩来安排得那是相当有讲究。
地点选在六国饭店，这地方在旧社会那是洋人的地盘，如今咱们中国人自己在这里商量国家大事，这本身就透着一股子扬眉吐气的意思。
请的客人，那更是精挑细选。
清一色的，全是七八十岁的老爷子、老太太。
这帮人，随便拎出来一个，那资历都能吓死人。有前清的进士，有同盟会的元老，有著名的学者，还有海外的侨领。
这哪里是吃饭，这分明就是要把中国近代史的“活化石”都请到一张桌子上来。
周恩来和林伯渠亲自作陪，这面子给得足足的。
大家落座，寒暄几句，菜还没上齐，话题自然就引到了那个“括弧”上。
黄炎培老先生最先沉不住气。
这位民建的创始人，那口才是一流的。他放下茶杯，把那天在会上讲的理由，又声情并茂地复述了一遍。
他的核心观点就一个：照顾感情，照顾习惯。
他说中国老百姓那是很念旧的，这“中华民国”虽然现在名声不太好，但那毕竟代表了推翻帝制的功劳。咱们现在虽然改朝换代了，但能不能不要搞得那么绝？留个简称，过个三年五载的，等大家慢慢适应了，再把它去掉也不迟嘛。
这话听着，那是真叫一个入情入理。
就像是家里的长辈在劝年轻人：孩子啊，做事别太冲动，得留有余地。
坐在旁边的何香凝老太太，听得直点头。
这位老太太身份可不一般，她是廖仲恺的夫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级人物。
她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感情，那是掺杂着血和泪的。
那是她丈夫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是无数先烈用命换来的招牌。
何老太太那天说话的时候，眼眶都是红的。
她觉得，保留这个简称，是对孙中山先生的一种告慰。如果连这个名字都没了，她心里那个坎儿，实在是过不去。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一表态，饭桌上的气氛就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原本有些想反对的人，看着这架势，也都把话咽回了肚子里。
毕竟，谁忍心去反驳一位为了革命奉献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呢？谁又好意思去打断一位满腹经纶的老学者呢？
眼看着，这风向就要往“保留”那边倒了。
那个带着括弧的“中华民国”，似乎已经稳稳地要在新中国的史册上占据一席之地了。
在座的不少人开始附和，说什么“言之有理”、“老成谋国”。
甚至有人开始讨论，这个简称将来在文件里该怎么摆放才更合适。
就在这几乎一边倒的温情脉脉中，坐在角落里的一位老者，脸色却越来越黑。
这老头子留着一把长胡子，身穿中式长衫，虽然坐在那里不动，但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不好惹的煞气。
他不说话的时候，就像一只在那儿打盹的老老虎。
但这只老虎，其实已经忍了很久了。
他听着黄炎培讲“习惯”，听着何香凝讲“感情”，手里的茶杯被他捏得咯吱作响。
在他看来，这哪里是在商量国号，这分明就是在给那个腐朽的旧时代招魂！
这老头子是谁？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洪门致公堂大佬，司徒美堂。
要说起这位老爷子，那故事能讲上三天三夜。
他可不是那种在书斋里写文章的秀才，他是真真正正在刀光剑影里滚过来的江湖人。
他在美国混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教父”级别。
你想想，连后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年没发迹的时候，都在他手底下当过法律顾问，那是给他“拎包”的小弟。
这就是个在江湖上横着走了一辈子的狠人。
这次回国参加政协会议，那是毛主席亲自写信请回来的。
上香山见毛主席的时候，因为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毛主席特意让人用藤椅绑了个滑竿，把他抬上去的。
这待遇，全中国也就独一份。
此时的司徒美堂，看着这帮文人雅士在那里“磨磨唧唧”，心里的火早就压不住了。
什么感情？什么习惯？
那是你们这帮上层人士的感情，那是你们这帮文人的习惯！
底下的老百姓，谁会对那个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的“中华民国”有感情？
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猛地站了起来。
那动作之快，一点都不像个81岁的老人，倒像是个准备在香堂上清理门户的龙头老大。
这一站，全场瞬间安静了。
03
司徒美堂这一站起来，那气场简直是压迫性的。
虽然他是广东人，普通话讲得不咋地，甚至还需要个翻译在旁边给大伙儿“转播”，但那种愤怒的情绪，根本不需要语言就能传递给每一个人。
他先是用那种极具穿透力的眼神，把在座的每个人都扫了一遍。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洪亮得像口大钟。
老头子根本不搞什么铺垫，上来就是一顿火力全开的输出。
他指着桌子说，他司徒美堂这辈子虽然大半时间在国外，但也算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他对孙中山先生，那是一百个尊敬，那是心服口服。
但是！
这“中华民国”四个字，到了今天，他得说句难听的大实话——他绝无好感！
这话一出来，就像是个炸雷，把饭桌上的茶杯都震得嗡嗡响。
当着这么多民国元老的面，直接说对民国没好感，这也就是洪门大佬有这个胆量。
紧接着，司徒美堂给出了他的理由，那叫一个简单粗暴，直击要害。
他说这四个字虽然叫“民国”，但这二十多年来，咱们大家伙儿睁开眼看看，哪一点跟“民”有关系了？
这明明就是“官国”！是那帮贪官污吏的国！
这二十多年来，蒋介石那帮人把国家搞成了什么样子？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拿着一麻袋钱买不到一斤米。特务横行，好人遭殃，坏人升官发财。
这块招牌，早就被他们给搞臭了，搞烂了！
老头子越说越激动，手里的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响。
他问在座的各位，咱们现在大家摸着良心说一句，毛主席领导的这次革命，跟当年的辛亥革命，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大家都觉得是一回事，那咱们还开什么国？直接接着叫中华民国不就完了吗？
但如果大家都觉得不一样，觉得这是翻天覆地的新事儿，是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那咱们为什么还要抱着那块烂招牌不放？
这几句话，那是真的扎心。
在座的这些老先生，虽然念旧，但谁也不是瞎子。国民党后期是个什么德行，他们比谁都清楚。
那个“中华民国”，在当时的老百姓心里，真不是什么美好回忆，那是噩梦，是屈辱，是吃不饱饭的日子。
司徒美堂最后来了个绝杀。
他说这国号的事儿，那是天大的事。要改就改个痛快，改个彻底！
说什么为了照顾习惯，说什么等三年后再改？
咱们是做贼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好像见不得人似的！
既然革命胜利了，既然要把旧社会推翻了，那就光明正大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什么劳什子的简称，那个什么不伦不类的括弧，他坚决反对！
谁要是想留这个烂招牌，谁就自己把它抱回家去供着，别挂在新中国的大门口恶心人！
这一番话骂完，老头子气呼呼地坐下了。
整个饭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着挺客气的老侨领，发起火来竟然这么猛。
但这顿骂，骂得大家如梦初醒。
是啊，咱们是不是太矫情了？
咱们是不是光顾着照顾那点小圈子里的面子，忘了全天下老百姓的里子？
这就是江湖人的直觉，快意恩仇，不拖泥带水。
在司徒美堂看来，烂了的东西就得扔，别说什么以前买的时候挺贵的，留着除了招苍蝇，没有任何用处。
这种直白的大实话，往往比一万句理论更有力量。
04
沉默，并没有持续太久。
第一个打破沉默站起来支持的，是“马大炮”马寅初。
这位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当时也是个出了名的暴脾气。
他一拍大腿，喊道：司徒先生说得太对了！
马寅初接着补刀，他说那个括弧里的简称，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像个什么话？这就好比一个人明明剪了辫子，穿上了西装，非得在后脑勺上贴个条子，写着“我以前留过辫子”。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这块招牌既然已经臭了，那就让它彻底进垃圾堆，留着它过年吗？
有了这两位“大炮”带头，饭桌上的风向瞬间就变了。
那些原本还在犹豫的老先生们，脑子也都清醒了。
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所谓的“念旧”，其实是在给新中国添乱。
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沈钧儒也站起来了。
沈钧儒是谁？那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更是顶级的法学家。
他说话，不靠嗓门大，靠的是逻辑，靠的是法理。
他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给那个“简称”补了最后一刀。
他说从法律上讲，这个简称也是个巨大的漏洞。
咱们堂堂一个国家的立国文件，如果写上个简称，那以后咱们跟外国签条约，是用全名还是用简称？
要是有的国家承认简称，有的承认全名，那不就乱套了吗？
要是有人钻这个空子，搞“两个中国”，那咱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
沈钧儒问大家，你们看看世界各国，只有英文缩写，哪有在正式国号文件里还注个“曾用名”的？
这话一出，从情感上到法理上，那个“简称”彻底站不住脚了。
这就像是本来大家还在争论这件旧衣服该不该留，结果沈钧儒直接指出来，这旧衣服上全是破洞和补丁，穿出去不仅难看，还容易被人当成叫花子。
那还留着干嘛？
之前主张保留的黄炎培等人，听了这一通轰炸，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
他们也是聪明人，也是爱国的。之前那是当局者迷，钻了牛角尖。
现在被司徒美堂一顿骂，被沈钧儒一顿分析，他们也反应过来了。
是啊，确实是自己想多了，太纠结于过去的情怀，反而显得小家子气了。
黄炎培倒也坦荡，当场就表示，听了大家的意见，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确实不妥，支持去掉那个简称。
何香凝老太太虽然心里还是有点难受，但也明白大义所在，不再坚持。
这顿饭吃到最后，那真是达到了真正的大和谐。
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
删！
必须删！
把那个带着括弧的尾巴，删得干干净净，连个标点符号都别留。
周恩来看着这局面，脸上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
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如果这事儿是他直接拍板，那可能还会有后遗症，大家心里可能还有疙瘩。
但现在，是大家自己讨论出来的，是被司徒美堂这样的民间大佬给“骂”醒的，那这就成了全员的共识。
周恩来站起来做了个总结，他说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那我就把这个意见报给主席，报给筹备会。
这场饭局，就这么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转折点。
05
第二天，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决议。
在那份神圣的《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大字后面，原本那个像阑尾一样的小括弧，被彻底切除了。
新中国，就是新中国。
不需要任何“曾用名”来证明它的合法性，也不需要任何“简称”来照顾谁的情绪。
当这个决定公布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
这个决定，看似只是删了几个字，其实是划清了一个时代。
这是一种巨大的自信，也是一种彻底的决裂。
咱们可以脑补一下，如果当时没听司徒美堂的话，真的保留了这个简称，那后来的历史书写起来得多别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成立了……”
这也太串味儿了，简直就是一锅夹生饭。
而且，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充满了讽刺。
就在我们这边把这块“烂招牌”扔进垃圾堆的时候，那个被赶到海岛上的蒋介石，却把这块牌子当成了宝贝，死死抱着不放。
正如司徒美堂那天在饭桌上骂的那样，“名不正则言不顺”。
蒋介石抱着那个旧名字，做了一辈子的“反攻梦”，最后也只能是一场空。
而这边，干干净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几十年里，从一穷二白变成了世界第二。
这说明啥？
说明断舍离真的很重要。
有些东西，哪怕当初再美好，一旦变质了，烂了，就得有勇气一把火烧了，才能腾出地方来盖新房子。
如果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总是想两头占便宜，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头都落不着好。
司徒美堂那天的那一顿骂，骂醒的不仅仅是几个老先生，更是骂出了一种新气象。
这种气象，就是敢于否定过去，敢于重头再来的勇气。
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年那个中午。
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六国饭店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姓名权”。
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那场面，一点都不比战场上轻松。
司徒美堂那一拍桌子，拍掉的不仅仅是四个字，而是几千年来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做事留一线、藕断丝连”的中庸思维。
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需要的不是温吞水，就是这种“去他娘的旧社会”的魄力。
这老爷子，混了一辈子江湖，最后这一把，算是给中华民族这个大帮会，立了头功。
有些账，该结就得结，拖泥带水，那是对自己未来的不负责任。
新中国能走得这么稳，这么快，也许就从这一个干净利落的决定开始了。
你看，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在一顿饭、一句话之间，转了个大弯。
要是那天司徒老先生感冒了没去吃饭，或者他那天心情好不想发火，咱们现在的历史课本，指不定得多背多少行字呢。
这事儿，想起来是不是挺绝的？
司徒美堂后来一直活到了1955年，在北京安安稳稳地走了，享年87岁。
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是致公党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爱国侨领。
其实，哪怕什么头衔都不写，就凭他那天在六国饭店的那一嗓子，这老爷子也足以为后人铭记了。
而那个被他骂掉的名字，虽然在海峡对岸又苟延残喘了些年头，但结局咱们也都看到了。
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该扔的垃圾，迟早得扔，强留着，除了发臭，没别的下场。
倒是咱们这干干净净的新国号，越叫越响亮，越叫越硬气。
您说，这老爷子当年的眼光，是不是毒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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