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透，张恨水在睡梦里走了。
照老规矩，人不在了，随身穿戴的东西通常得一把火烧了或者陪着下葬。
可偏偏有一件旧衣裳，家里人没舍得动，特意留了下来。
那是件挂在书房里的中山装，领口袖口烫得再平整，也掩不住布料发脆变薄的老态。
最绝的是这衣裳的色儿——乍看是灰底子，细看却透着一股子洗不掉的藏青和墨绿劲儿。
口袋里头藏着个布条，从来没拆过，上头只有张恨水亲笔写的四个字：“延安纪念”。
这衣裳没跟着主人去另一个世界，只因它早就不单是件遮羞布，而是张恨水跟新中国长达二十年的一纸无形“契约”。
要读懂这份契约，得把日历翻回1955年的大年初五。
那会儿北京冷得钻骨头，北海的水面都冻结实了，泛着灰蓝色的光。
张恨水裹着这件中山装，去了全国政协的春节团拜会。
就在怀仁堂大门口，他撞见了周总理。
按说这种大场面，见面问好也就是走个过场。
谁知道总理眼神犀利，张恨水刚一拱手行礼，总理的目光就死死钉在了他的领口上。
那地方磨损得最显眼，线头都快露出来了。
周总理压低嗓门，没谈公事，单问日子：“张先生，身子骨还硬朗吧？
家里日子过得去吗？”
这话听着家常，其实分量极重。
总理这是透过那件旧得不能再旧的衣裳，在掂量这位统战对象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
张恨水一愣神，立马明白过来：这行头让自己露怯了。
他赶紧往回找补，说日子过得挺好，就是这衣服有年头了，心里舍不得扔。
为啥舍不得？
因为这料子，是毛主席亲手送的。
这笔旧账，得追溯到1945年9月的重庆。
那阵子重庆谈判正在节骨眼上，毛主席在曾家岩约见了张恨水。
这事儿本身就挺让人琢磨不透。
那时候张恨水算哪路神仙？
写《啼笑因缘》的主儿，大名鼎鼎的“鸳鸯蝴蝶派”扛把子，说白了就是写言情故事的。
可毛主席不光见了他，还备了份礼：一块延安纺的粗呢子、一袋子小米，外加一包红枣。
这三样东西，拿到市面上不值几个钱。
但在那个特殊时刻，这哪里是送礼，分明是摆出了一种政治姿态。
主席心里的算盘打得精：张恨水的小说，三个月就能印出去十万多册，读者捧起来就撒不开手。
这种吓人的群众基础，恰恰是共产党最想争取的。
把张恨水拉过来，就等于把他身后那几百万读者的心给拉过来了。
所以说，主席送的不是布料，是个信号：我们不看你的出身，就看你手里的笔，愿不愿意替老百姓说话。
张恨水没含糊，接住了这个茬。
回到四川，他让太太把那块粗呢料裁成了中山装。
才过两个月，1945年11月，他主事的《新民报·晚刊》就搞了个轰动山城的大动静。
他在副刊最显眼的地界，把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给登了出来。
有个细节得注意：在主编推荐那栏里，明晃晃写着“张恨水荐”四个字。
一时间，重庆的码头、茶馆、大街小巷，连说书的都在念叨“北国风光”。
这就是那块粗呢料换回来的回响。
说到底，张恨水这人，骨头是硬的。
早在“九一八”之后，他就干过一回改变命运的大事。
那会儿他写连载正赚钱赚到手软，突然笔锋一转，开始写游击队，写地下交通站，写少妇把私房钱捐出来买枪。
在当时，干这事儿是要掉脑袋的。
重庆的特务盯梢盯得紧，稿子常常一晚上被查三遍。
朋友劝他收敛点，别惹火烧身。
张恨水撂下一句狠话：“不冒火，字就灭了。”
他自个儿调侃说是“纸上游击”，其实是拿一家老小的性命在赌。
这种硬气，让他跟共产党在精神上算是对上暗号了。
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了北京城。
就在那前后脚的功夫，张恨水突发脑溢血，半个身子动弹不得。
这时候，就看双方的情分到底有多深了。
那会儿北京刚解放，药缺得厉害。
换个普通人，这病估计就耽误了。
可周总理直接批条子：从华北军区卫生部调拨进口的洋地黄和白芍总粉，专程送到张家。
还特意嘱咐“必须有人陪护”。
这可不是简单的“爱民如子”。
这是在兑现一种政治信誉——当年你冒死挺过我们，现在我们绝不能看着你倒下。
再把话头扯回1955年那个团拜会。
这不光是照顾，这是一种顶格的礼遇。
那件中山装，后来的命途也挺坎坷。
因为料子褪色，张恨水没舍得丢，而是送去染坊。
先染成了藏青，后来又掉色了，再染成墨绿。
每一回染色，其实都是他在给这件衣服续命，也是在延续那段历史的热度。
衣服色儿虽然变了，但这“延安灰”的底子没变。
就像张恨水这人，写过才子佳人，写过江湖恩怨，但最后让他被历史记住的，是他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股子血性，以及他和那个新政权之间的君子之交。
1967年，张恨水走了。
家里人遵照遗嘱，没让这件衣服随葬。
它被熨得板板正正，挂在书房里。
那块“延安纪念”的标签，字迹虽然淡了，但依旧认得出来。
回头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所谓的统战，从来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那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深度识别，是“你投我以木桃，我报之以琼瑶”的政治默契。
历史不会因为褪色就没了温度。
只要还有人记得那缕灰呢料的手感，那些写过的字、穿过的衣，就不会被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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