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伊始，纽约曼哈顿东侧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并未沉浸在跨年的余庆中，反而被一层阴云笼罩。
2月刚过，秘书长古特雷斯便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对外发声“哭穷”，言辞之恳切、处境之窘迫，堪称联合国成立80年来的罕见时刻。
面对高达16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古特雷斯直言，如果各国再不补齐欠费，这架庞大的国际机器可能在7月底迎来史上首次“财政关门”。
紧随其后，一份沉甸甸的2026年度会费清单被公示于众，其中中美两国被摊派的总额高达14亿美元。
一边是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任，一边是空空如也的钱袋子，甚至有超过40个会员国至今未履行缴费义务。
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在2026年这个节点，危机似乎到了临界点。
根据联合国财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月份，联合国的现金流周转已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16亿美元的缺口意味着，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联合国不仅无法支付全球数万名雇员的工资，甚至连维持总部大楼运转的电费和安保费用都将难以为继。
这种“穷”并非偶然。尽管2025年有151个国家完成了全额缴费，这一数字比十年前的平均140个已有显著进步，但问题在于“关键少数”的缺位。
将近20%的会员国选择了拖欠或延迟缴纳。
古特雷斯在简报会上苦涩地表示，联合国不能像主权国家那样靠举债度日，它完全依赖会员国的会费支柱。
当这根支柱因部分国家的“逃避”而开裂时，整个多边体系的信用也随之摇摇欲坠。
在这场财政拉锯战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最新甩出的2026年度会费清单上。
根据联合国的摊派计算法，这份账单主要依据成员国的国民收入、人均收入及债务负担等综合指标计算。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分摊比例常年维持在22%的上限，2026年需缴纳约7.66亿美元。
随着经济体量的稳步增长，中国摊派比例近年来持续攀升，此次账单为6.41亿美元。
中美两家的账单加起来超过14亿美元，几乎占据了联合国常规预算的“半壁江山”。
账单发出容易，收回却难，美国作为头号缴费大户，长期以来也是“头号老赖”。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国会常将联合国会费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导致其累计拖欠的会费和维和摊款已达数十亿美元之巨。
相比之下，中国的缴费习惯则体现了另一种节奏。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强调会按时足额履约，但通常会根据国内财政年度的安排，在下半年的10月至12月间完成汇款。
这意味着在每年的上半年，联合国总部必须在“美方拒缴、中方未到”的真空期里，靠着杯水车薪的储备金艰难求生。
这种现金流的错配，成了古特雷斯最头疼的“时间差”难题。
为什么会有超过40个国家不交钱？这背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刻的政治博弈。
美国长期奉行“选择性多边主义”。它一方面希望维持在联合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却通过拖欠会费来施压，要求联合国进行所谓的“管理改革”，实则是为了缩减其不喜欢的项目开支。
这种“既要指挥权，又不愿买单”的做法，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极度不公。
会费比例的调整让部分国家感到“阵痛”。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分摊比例逐年升高，但在安理会等核心决策机构中的话语权并未对等增加。
这种“出钱多、管事少”的现状，削弱了它们缴费的积极性。
再加上联合国机构内部被指责行政臃肿、效率低下，甚至在某些重大国际冲突中因大国博弈而“卡壳”，这让不少成员国开始怀疑：这笔钱交得值不值？
这种疑虑在外交圈内蔓延，甚至演变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消极抵抗。
当外交官们在电梯里互问“钱汇了没”时，实质上是在探听彼此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底线。
如果这种信用透支持续下去，联合国的职能将从“解决问题”退化为“维持存在”，而这正是最危险的信号。
面对这一地鸡毛，光靠古特雷斯的“哭穷”和“催款单”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治理危机。
必须建立更严格的惩戒机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9条，如果会员国拖欠的款额达到或超过其前两年所应缴纳的金额，将丧失在大会的投票权。
但目前许多国家精明地将欠款控制在“临界点”之下，既不交齐，也不失去权力。如何完善这种约束机制，让“大款”们产生紧迫感，是改革的重点。
机构内部的精简与提效刻不容缓。一个年预算数十亿美元的组织，必须向捐助者（会员国）证明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无论是维和行动的成本控制，还是行政开支的透明化，只有展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才能重新赢回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种改革的压力正随着钱袋子的收紧而变得迫在眉睫。
等到哪天因为没钱而不得不冻结维和任务或停办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时，代价将由全球最脆弱的人群承担。
联合国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象牙塔，而是一个需要众人添柴的“大家庭”。
解决财政困境，需要的不仅是中美等大国的资金支持，更是所有成员国对多边主义契约精神的回归。
当拖欠不再被视为博弈筹码，当每一张账单都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全球行动，这个走过80年的组织才能在风雨中重新挺起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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