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易中天的历史叙事，公众印象常分裂为两端：一端是通俗史学的普及者，以口语化表达打破学术壁垒，让历史走出书斋；另一端则是饱受争议的“崇洋抑中”标签，其在《中华史》系列与公开演讲中，屡屡以西方文明为终极标尺裁剪中国历史，用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解构中华文脉，在文明比较、历史定性、价值判断上陷入单向度的西化偏执，被舆论扣以“崇洋媚外”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其史观底层逻辑偏差的必然结果。
易中天历史研究的核心争议，始于文明坐标的自我放逐，将西方文明奉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答案”，否定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与独特价值。在《中华史·祖先》中，他直言希腊城邦的契约精神、罗马共和的公民社会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真正起点”，将中华先秦的邦国治理、礼乐秩序、民本思想贬为“前现代的专制雏形”；在神话与文明溯源上，他刻意抬高西方神话的“理性内核”，贬低华夏神话的“世俗功利”，甚至牵强附会将华夏先祖与西方文明谱系绑定，无视良渚文明、二里头遗址所实证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脉络，刻意将中华文明史压缩至三千七百年，以迎合西方学界对“文明”的窄化定义。这种叙事并非客观的文明比较，而是先入为主地将西方置于文明金字塔顶端，把中华文明当作“不合格的参照系”，本质是放弃文化主体性，匍匐在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框架下自我矮化。
更深层的问题，是历史定性的双重标准，为西方殖民与侵略洗白，消解近代中国的历史正义。易中天在解读鸦片战争时，刻意淡化鸦片贸易的罪恶本质、列强的掠夺野心与殖民暴力，将这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曲解为“通商战争”“文明冲突的误会”，声称西方列强的核心目的是“贸易与文化传播”而非领土掠夺与主权践踏。这种论调完全剥离历史语境，无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主权合理性，无视鸦片流毒对中国社会的毁灭性破坏，更无视西方殖民扩张背后的资本贪婪与血腥掠夺，与西方殖民者的辩护话术如出一辙。与此同时，他对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革命历程持批判姿态，用西方“普世价值”的抽象概念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用西方的个人主义、契约理念评判中国古代的君臣秩序、宗法伦理，陷入“以今非古、以西非中”的逻辑谬误。对西方文明的瑕疵视而不见，对中华文明的价值全盘否定，双重标准之下，“崇洋”的偏向昭然若揭。
易中天的西化史观，还体现在用西方学术范式强行套嵌中国历史，扭曲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逻辑。他无视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科举制、士农工商结构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贵族分封、神权统治的本质差异，强行将周代分封制等同于欧洲封建制，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曲解为“伪民主”，将儒家的伦理秩序标签化为“逆民智化”的枷锁。在《中华史》的书写中，他以康德、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为理论底色，用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学概念解构中国历史，把中国数千年的制度演进、文化传承、社会治理，削足适履塞进西方的理论模具里，最终得出“中国历史无理性、无信仰、无现代性萌芽”的偏颇结论。这种研究方法，不是跨文化的对话与借鉴，而是用西方标尺阉割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丧失了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历史主义”立场——即站在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的内部理解历史，而非用外来标准审判历史。
舆论将其定义为“崇洋媚外”，并非简单的标签化攻击，而是对其文化虚无主义与学术功利化的集体警醒。易中天的通俗史学，曾凭借鲜活的表达收获海量受众，但在核心史观上，他刻意迎合西方主流叙事，以“批判传统、接轨西方”为噱头制造话题，将学术通俗化异化为观点极端化。他过度美化西方的私有财产保护、独立人格理念，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奉为圭臬，却对中国传统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视而不见；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却不承认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能力与现代转化可能，将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对立起来，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迎合了一段时期内部分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却割裂了中华文脉的传承，消解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本质是文化上的不自信，转化为对西方的盲目依附。
当然，我们需要厘清：易中天的西化偏向，是史观偏差与学术失范，而非简单的“道德抹黑”；他对中国传统专制糟粕的批判、对现代文明价值的倡导，并非全无道理。中国历史本就有精华与糟粕，传统文化需要辩证继承、批判性反思，文明交流互鉴也需要借鉴西方的优秀成果。但批判传统不等于否定历史，借鉴西方不等于崇洋媚外，真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立足自身文化主体性，以平等、客观、理性的态度进行文明比较，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易中天的历史研究困境，是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缩影：在全球化与西方文化强势输出的背景下，迷失了自身的文化坐标，将西方现代化等同于人类文明的唯一路径，将西方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最终在历史叙事中丢掉了根与魂。历史从来不是单一标尺下的标准化产品，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绵延不绝，形成了独有的政治智慧、伦理体系、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东方方案。希腊的城邦、罗马的共和是文明瑰宝，中国的大一统、礼乐文明、民本思想同样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星辰，二者本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形态差异之别。
真正的历史学者，当以史为鉴、以文载道，既敢于直面自身历史的局限，也勇于捍卫自身文明的价值；既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坚守文化主体性，不做西方史观的传声筒。易中天的“崇洋”争议，给学界与公众敲响了警钟：历史研究的核心，是还原真实、探寻规律、传承文脉，而非用外来标尺裁剪自己的历史，更不能在文明比较中迷失自我，沦为西方中心论的附庸。唯有立足中国大地，坚守中国立场，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界各大文明，才能写出真正属于中国、属于时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学篇章，才能在文明互鉴中守住文化自信的根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