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暴徒，终究只是些暴徒，已经从我们使馆前面的街道散去了。但是此后几天里，我们接到了来自多方的恐吓。最后，真实可靠的消息传来了，辟金大使并没有死。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已经极端恶化，可是法国政府对待我们，仍旧像一位热情的主人对待他尊贵的客人那样。正如那位传教士所说，义和团运动的事情并没有我父亲的责任，父亲和他的家属应当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
我们只能待在大使馆里，非出去不可的时候，一定有警察随身保护。
我们的公寓严禁陌生人进入，除非有住在公寓里的人员作担保。
父亲的秘书一天会接到十几次恐吓电话，这里有一个例子：
“喂!大使馆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要和中国大使通话。”
“对不起，他很忙。你是谁?”
“我是谁?这一点不重要，请你转告他，抓紧时间好好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吧，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晚餐了!”
“猪猡!”我们的法国仆役长听了恨恨地骂道。在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们的法国仆人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忠心，我们的中国仆人反倒不行了。他们都快吓晕了，强烈要求快些把他们送回中国去。在当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简直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一些不明事理的法国人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那些暴乱的人群，几乎都是些地痞流氓。当中领头的人竟然不是法国人。
有一个人，在我们公寓周围来回不停地边跑边喊：“辟金大使死了!我们要报仇!杀掉中国大使!杀掉大使的随从人员!烧掉这个大使馆!”
后来查出来，这个家伙是个葡萄牙人。
我们因为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而免遭不幸，我们的使馆也没有被烧掉。因为在我们居住的公寓里，同时还居住着几百名法国人。
在法国的中国人纷纷要求到大使馆来避难，但是我们只能把他们请回去。无论我们怎么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始终不肯相信。
我们公寓的门口，始终有一名看守在值班，即使是公寓里其他住户有客人来访，都要经过他仔细盘查。有一次，一个人想要强行闯进我们的公寓，被我们的看守捉住了，而且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纸条：“中国大使及其家属的死期到了，我已经在他们的公寓下面安放了炸弹!”
这个人最终被认定是个疯子。我们的公寓下面并没有炸弹。
消息不断地从中国传来，有时候一天四次，每一次都是坏消息。到了后来，连父亲都害怕听到电话铃响，不愿再接到这一类消息。
这是一封从中国发来的电报：“你在北京的房子已被烧毁，你的古玩也被掠夺一空。至于那些无法搬走的东西，已被烧得不值一文。”
这是荣禄发来的电报，他永远是父亲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后来我们回到中国后，荣禄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形。端王派了义和团去烧毁我们的房子，因为那是一幢洋房，让他们有了恣意妄为的理由。在我们那幢美丽的住宅被烧毁的第二天，端王对荣禄说：“我已经把你的好朋友裕庚的洋房烧毁了，我只遗憾当时他和他的家人没有在里面，不然我就把他们一块烧死了。不过将来有一天，我终会惩办他们的，他是个叛徒!”
“他不是叛徒!”荣禄说，“他一直都在为国家尽心尽力地工作!”
“他同情外国人，他想出卖自己的国家。他不再是满洲人，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汉人!”
那时候，汉族人把满洲人看成野蛮之人，满洲人又以被称为汉人而倍感耻辱。父亲确实有不少汉族朋友，就像他有不少外国朋友一样。父亲一直坚信，将来的中国能否强大，关键要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那时候，父亲已经预见了一个“满洲人”与“汉人”共为一体的中国的时期。
再看那时候来自中国的消息吧。这是荣禄的另外一封电报：“你堂兄一家全完了，就因为他是你的堂兄。你的堂兄为了避免残酷迫害抢先上吊了；他的女儿们为了免遭义和团的凌辱，先后投井了。因为端王的义和团的肆意妄为，京城有多少人投井自尽啊!”
在这个恐怖笼罩的时期，法国的新闻记者几乎整天粘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
他这样对他们说：“诸位先生，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你们多。这是一封来自中国最高军机处的电报!”父亲给他们看了上文我们提到的电报，外国记者又怎么能够从中找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呢。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记者，激动万分地跑进我们的使馆问我父亲这样的问题：
“我听说外国的联军已经抵达北京城，为了报复义和团的暴行，他们占领了铜陵和锡陵。这消息真实可靠吗?”
“铜陵和锡陵是历代皇帝、皇后的陵墓，”父亲肯定地回答，“距离北京城很远，你可以相信这消息根本不可靠。”
可是，当地报纸还是用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个消息。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葡萄牙小女孩，和我们住在同一幢公寓里。她非常紧张地跑来告诉我：“你知道吗?你现在必须非常非常小心!我听说有人悬赏要你们的命，杀掉你父亲可以得一万法郎赏钱；杀掉他的随从可以再得一万法郎；把你们全家杀掉可以得五万法郎!”
出于孩子气的恐惧，我真的相信了这样的话，而且拉着这小女孩一同到父亲那里把事情告诉了他。
“这么回事儿呀，”父亲听完我充满担心的叙述，幽默地说，“我才知道我的价值，真是可耻，一个中国大使竟然只值一万法郎!”
到了这步，我们当然不能再参加任何社交聚会了。父亲认为，在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我们最好离开法国一段时间。
我们一直想去看看瑞士的风光，所以父亲计划带我们到瑞士去。法国政府并不希望我们离开。前面提到的那位传教士甚至对我们说，法国政府希望我们不要离开，允许我们不以中国大使的身份，而作为法国人的朋友留在法国。父亲没有接受这番好意，他说他不愿再给他的法国朋友增添麻烦了。所以我们继续准备我们的旅游，决定去日内瓦。
所有的中国仆人都将跟随我们前去，因为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国。从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父亲的大使职位就算完结了。现在，每一份开销都得我们自己拿出钱来。还有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我们并不愿意把随从人员都带到瑞士去，他们因为不高兴去而不停地发牢骚，带他们同去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又不能把他们留在法国，如果留下他们，保准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他们全被吓死了。
此外，还有使馆房屋的租赁问题。当初我们曾签订过租赁合同，可是现在由于特殊情况，我们不得不中途离开。虽然父亲不是精于算计的商人，但是他认为我们是迫于环境的压力才离开的，所以离开期间不能支付房租。我们的房间在整幢公寓里是最好的，房租算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父亲为此带着租赁合同去见了一位法国律师，并向他咨询：“我将要去瑞士，直到中国和法国恢复正常邦交。我是不得已才离开这里的。
我自己没有过错。依照这份租赁合同，在我离开法国期间，我是否需要支付房租?”
律师拿起合同仔细地读了一遍，看着父亲肯定地说：“你需要支付房租。”
他的房租高达四千法郎!
在我们即将离开法国的时候，收到了最后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联军已经抵达北京，朝廷已经迁往内地。”
“太后再也看不到北京城了!”母亲无限伤感地说。
“我可以和你打个赌，”父亲肯定地说，“太后一定会回到北京的，而且在她离开北京期间，她依然能够处理好朝廷事务。”
由此可见，父亲比我们任何人都相信太后非凡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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