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点房里的女人

我家小旅馆开在老街拐角，三楼，十二间房，墙皮有点斑驳。我爸我妈开了二十多年，前年我爸腿脚不好，我就回来接手了。生意不温不火，来的多是熟客——赶长途半路歇脚的卡车司机，来城里看病的乡下人，偶尔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林姐第一次来，是去年春天。

那天下午雨刚停，空气湿漉漉的。她推门进来，高跟鞋敲在旧瓷砖上，声音清脆得跟这旧大堂格格不入。三十出头的样子，米色风衣敞着，里面是件藕粉色的针织裙。妆很淡，但眉眼特别好看，是那种你在人群里会多看两眼的好看。

“有钟点房吗？三小时。”她声音不大，带点南方口音。

我递过登记本。她写字很快，名字一栏写了“林婉”，身份证号码写得干净利落。押金两百，我给她308的钥匙——那间房朝南，下午有阳光。

“需要叫醒服务吗？”我习惯性问。

她摇摇头，接过钥匙就上楼了。脚步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似的。

三小时后她准时下来，头发重新梳过，风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退房时，她看了眼大堂墙角那盆有点蔫的绿萝，轻声说：“那盆该浇水了。”

第二次来是一周后。还是下午，还是三小时。这次她穿了条深蓝色的连衣裙，手里拎着个挺大的帆布包。登记时我发现，她每次写的身份证号码后四位都不一样。我没问，开旅馆的，知道什么该看，什么该装作没看见。

第三次，第四次……慢慢地，她几乎每周都来，时间固定在周二或周四下午。每次都一个人，每次都只要三小时，每次都准时退房。

有天我妈来店里帮忙，正好碰见她下楼。林姐走后，我妈边擦柜台边念叨：“这女人怪，总一个人开钟点房，别是做什么不正经生意的。”

“妈，别瞎说。”我数着零钱，“人家每次都干干净净的，房间里连根头发都难找。”

这话不假。有次林姐退房后我去打扫，床铺铺得整整齐齐，像是没人睡过。垃圾桶里只有两张纸巾，卫生间台面上滴水不留。唯一有人待过的痕迹，是窗台上那盆多肉的土被松过——我注意到叶片上还有新鲜的水珠。

冬天的一个周二，下着小雪。林姐来得比平时晚，鼻尖冻得红红的。她搓着手问：“有热茶吗？”

我倒了杯刚泡的普洱给她。她捧着杯子，在大堂的旧沙发坐了会儿，看着门外飘的雪出神。那天她穿了件白色羽绒服，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柔和。

“这雪，跟我老家挺像。”她忽然说。

“您老家哪儿？”

“哈尔滨。”她笑了，“不过很多年没回去了。”

那天她没急着上楼，喝完茶才拿了钥匙。走前她说：“小老板，你这茶不错。”

开春后，她连着两周没来。我竟然有点不习惯——周二下午三点，总会不自觉往门口看。第三周她来了，瘦了些，穿了件浅绿色的毛衣。

“前阵子出差了。”她主动说，像是解释。

那次退房时，她落了个笔记本在房间。很普通的黑色硬壳本，我追出去时她已经走了。本子没锁，但我合上放在柜台抽屉里。这是规矩，也是本分。

第二天她就来找了，有点着急。我把本子还她时，她明显松了口气。

“很重要的东西？”

“嗯。”她把本子紧紧抱在胸前，“都是……设计稿。”

我才知道她是做服装设计的，自由职业。那天她多说了几句，说接的活儿时好时坏，说城里房租太贵，工作室只好在家里，可家里太小，布料样版堆得到处都是。

“所以您来这儿是……”我隐约明白了。

“找个清静地方画图。”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家里太小，铺不开。咖啡厅太吵，图书馆不能说话。你们这儿便宜，安静，窗台还能养花——对了，你发现我给那盆多肉浇水了吧？”

我们都笑了。原来她帆布包里装的不是我想象的那些东西，而是画纸、铅笔、色卡和软尺。

“那你为什么每次登记写不一样的身份证号？”我终于问出口。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前夫还在找我。离婚两年了，但他总觉得我该回去。我用化名，是不想被他查到行踪。”

那天她说了很多。说她二十三岁结婚，以为嫁给爱情，结果五年里活成了丈夫的附属品。说她决定离婚时全家反对，母亲说“女人离了婚就不值钱了”。说她一个人拖着箱子来南方，住过地下室，吃过一个月泡面，终于慢慢站稳脚跟。

“我每周花这几十块钱，买的不只是个房间。”她看着窗外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买的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三小时。不用想房租，不用想下个单子在哪里，不用想明天该怎么办。就三小时，我是我自己。”

她说这话时眼睛很亮，亮得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房子天井里看到的星星。

后来她还是每周来，但我们之间多了些默契。有时我会在她来之前，往308的窗台上放杯温水。她会把画完的线稿给我看——那些流畅的线条变成连衣裙、外套、衬衫，像是能把春天穿在身上。

有次她退房时留下一个小纸袋，里面是件男士衬衫，浅蓝色，棉麻料子。

“我自己做的，样板。”她说，“看你总是穿那几件格子衫。”

我试了，意外地合身。我妈说好看，问哪买的，我说朋友送的。那天我照了好几次镜子，三十年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穿着件“有故事”的衣服。

夏天最热的时候，林姐整整一个月没来。我没敢打电话——我们之间从没留过联系方式。八月末的一天下午，暴雨倾盆，她推门进来，浑身湿透，却在笑。

“我签了家工作室！”她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以后有自己的地方画图了。”

我给她拿了毛巾，泡了热茶。她坐在老位置，跟我说那家工作室怎么看到她网上发的作品，怎么联系她，怎么谈合作。她说以后可能会忙，可能不会常来了。

“但我会想这儿的。”她环顾这间旧旧的大堂，“真的。”

她最后一次来开钟点房，是九月初。还是三小时，还是308。退房时她递给我一个包装精致的长盒子。

“打开看看。”

里面是条深灰色的羊绒围巾，手感柔软得像握着一团云。

“冬天戴。”她说，“你脖子那块总是空着，看你妈总念叨。”

我喉头有点堵，只能说谢谢。

她走到门口，又转回来，从包里掏出一小袋多肉种子：“撒窗台上吧，好养。”

然后她就走了，米色风衣的一角在门口一闪，消失在老街的人流里。

林姐再没来开过钟点房。但每隔一两个月，她会路过，进来坐坐，喝杯茶。说说她的新设计，说说工作室的趣事。她说她现在租的房子有个小阳台，种了好多花。

308的窗台上，那些多肉种子已经发芽，长成绿茸茸的一片。每个周二下午，阳光还是会准时照进那间房，把新换的浅黄色窗帘照得透亮。

有天下午，又有个年轻女人来开钟点房，一个人。我给了她308的钥匙。她上楼前，看了眼窗台上的多肉，轻声说：“真好看。”

我点点头，想起林姐说——她花几十块钱，买的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三小时。

也许每个走进这里的人，买的都不只是一个房间。是喘息，是孤独，是自由，是重新出发前的片刻停泊。而这间旧旧的小旅馆，就这样安静地见证着，容纳着，不追问，不打扰。

就像老街拐角的这栋三层小楼，它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说。只是每天清晨打开门，夜晚亮起灯，等着下一个需要三小时的人。

窗外，老银杏树的叶子又开始黄了。又一个秋天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