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的相亲角,梧桐叶子开始泛黄。

我隔着几步远,看着肖玉梅。

她穿一件半旧的米色开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我这辈子,”她声音平稳,像在陈述天气,“干干净净,没谈过恋爱。”

周围有些嘈杂,但这几个字清晰无比地钻进我耳朵里。

我心里那根绷了许久的弦,就在那一刻,“啪”地断了。

不是释然,是尖锐的警报。

我看着她平静得近乎空白的眼睛,胃里一阵翻搅。

借口突然想起炉子上还坐着水,我几乎是从她面前逃开的。

走出很远,那句“干干净净”还在耳边嗡嗡作响。

它没有带来安心,反而像一把钥匙。

咔嚓一声,捅开了我锁在心里、连自己都不敢细看的某个角落。

那里藏着一些东西。

一些关于我已故妻子吕淑英的东西。

一些我以为不存在,却又隐隐觉得无处不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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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妻子淑英离开半年后,我开始觉得家里有些不对劲。

不是那种闹鬼的不对劲。

是更细微,更难以言说的东西。

比如,我书桌左边第二个抽屉。

我习惯把没用完的信纸、过期票据、几支备用笔放在里面。

抽屉拉开的角度,永远是三十度左右,露出一小截白色信纸边缘。

那天下午,我拉开抽屉找邮票。

信纸的边缘不见了,抽屉被多拉开了大约十度。

东西一样没少,邮票就在老地方。

但我盯着那多出来的十度空间,看了很久。

我甚至蹲下身,检查了地板和抽屉滑轨。

没有异物,滑轨顺滑。

是我早上取东西后没推到位吗?

我仔细回想。

早上我只开了最上面的抽屉拿老花镜,根本没碰这个。

类似的情况,后来还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我放在床头柜里的那本《宋词选》。

书签夹在苏轼的《江城子》那一页,那是淑英以前常念的。

隔天再看,书签往后挪了李煜的一首词。

我拿着书,手指在书页边缘摩挲,纸页很平滑。

另一次,是厨房碗柜最上层的一个搪瓷杯。

杯把的方向,朝里变成了朝外。

那个杯子是淑英以前喝药用的,很久没动了。

我问过对门的张阿姨,有没有借过备用钥匙,或者看到生人。

她摇头,说这栋楼安全得很,又拍拍我肩膀。

“老谢,是不是一个人待久了,想多了?”

我想,也许真是我想多了。

淑英走后,这六十平米的空间陡然变大,又陡然变空。

每样东西都停留在她最后摆放的位置。

我的活动轨迹固定在卧室、书房、厨房和阳台之间。

像钟摆,精准而孤独。

直到那根书签,那个杯把,那多出来的十度抽屉角度。

像平静水面下,看不见的暗流。

轻轻搅动着我自以为稳固的秩序。

我走到淑英的梳妆台前。

镜子蒙了一层薄灰,映出我有些花白的头发和怔忡的脸。

台面上什么也没有。

左边的抽屉上了锁,一直锁着。

钥匙呢?

淑英从没给过我,我也从没问过。

02

退休后的日子,是用秒针一格一格数过来的。

六点起床,洗漱,熬一小锅粥。

七点,坐在餐桌前,就着酱菜喝粥。

对面是空椅子。

碗勺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响。

七点半,打开收音机,调到戏曲频道。

咿咿呀呀的声音填满屋子,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九点,戴上老花镜,开始看书,或者临帖。

墨迹在宣纸上洇开,像化不开的心事。

女儿谢敏的电话,通常在周末晚上打来。

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她的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疲倦和遥远。

“爸,吃饭了吗?”

“吃了。”

“身体怎么样?”

“还好。”

“钱够用吗?”

“够。”

“妈的东西……你收拾得怎么样了?”

“慢慢来。”

然后便是沉默,电流声细微地滋啦作响。

我们都小心避开某些话题。

比如她母亲最后那段日子,比如她为什么一年只能回来一次,比如我们之间越来越宽的沟壑。

她更像在履行一项义务,而我,不知该如何回应这种疏淡的关心。

“那就好,”她总是这样说,“那你多保重,我有空再打给你。”

电话挂断,屋子重新陷入寂静。

比通话前更深的寂静。

张阿姨就是在这时,更频繁地敲响我的门。

有时端来一碗自己包的饺子,有时只是一把新摘的小葱。

她坐在沙发边上,话里话外绕着圈子。

“老谢啊,你看你这屋子,收拾得是干净,可也太冷清了点。”

“淑英走了,你也得往前看不是?”

“才六十,日子还长着呢。”

我嗯嗯啊啊地应着,给她续上茶水。

直到上个周末,她终于把话挑明。

“咱们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下周四有个联谊,其实就是相亲会。”

“你去看看嘛,就当散散心,认识几个朋友也好。”

我放下茶杯,陶瓷底座碰在玻璃茶几上,轻轻一响。

“张大姐,我……我没那个心思。”

“淑英才走半年。”

张阿姨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眼神里却有种过来人的笃定。

“老谢,我晓得你跟淑英感情好。”

“可人活着,总得有个伴儿,说说话,知冷知热。”

“你先去看看,不成也没损失,对不对?”

她没给我再拒绝的机会,摆摆手走了,留下一句“周四上午九点,别忘了”。

我坐在沙发上,没开灯。

窗外天色渐暗,家具的轮廓模糊起来,像沉在水底。

淑英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在暮色里静静微笑。

那笑容温婉,熟悉,此刻看去,却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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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周六上午,阳光很好。

我决定开始整理淑英的衣物。

衣柜里,她的衣服按季节挂得整整齐齐,大多是素色,质地柔软。

仿佛还带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了药皂和阳光的味道。

我一件件取出来,叠好,放进准备好的纸箱里。

动作很慢,像在进行某种迟缓的仪式。

叠到一件浅灰色的开司米开衫时,我的手停住了。

这是她最后那段时间常穿的,袖口有些磨毛了。

我记得她穿着它,靠在床头,就着台灯微弱的光看药品说明书。

侧脸安静,嘴唇微微抿着。

我把脸埋进毛衣里,深深吸了口气。

味道已经很淡了,几乎被樟脑丸的气息覆盖。

心头涌上一阵钝痛,并不尖锐,却闷得人喘不过气。

整理完衣柜,轮到梳妆台下面的小柜子。

里面是一些零碎物品:几把旧梳子,褪色的发卡,半盒没用完的雪花膏。

还有几本相册,压在底下。

我搬出相册,摊在地上,一页页翻看。

大多是我们和谢敏的合影,从黑白到彩色,时间流淌的痕迹清晰可见。

淑英在照片里总是微微笑着,挽着我的胳膊,或者搂着女儿。

看起来很幸福。

很标准。

翻到最后一本相册时,封面的扣子有些松了。

我拿起它,觉得比别的稍厚一些。

仔细摸了摸封面内衬,边缘处有极其细微的鼓起。

我用指甲小心地沿着边缘刮了刮,一层很薄的夹层纸被掀开一角。

里面滑出一张照片。

黑白,四寸大小,边角已经磨损泛黄。

照片上是年轻的淑英,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

她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格子衬衫,背带工装裤,扎着两根麻花辫。

脸上笑容明朗,眼睛亮晶晶的,是我记忆中她年轻时少有的、毫无阴霾的笑容。

她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个子很高,穿着同样款式的工装,没看镜头,而是微微侧头看着淑英。

一只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似乎想抬起来,最终只是虚握成拳。

两人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既不亲密,也不疏远。

照片背面,用蓝色墨水写着一行小字,字迹娟秀,是淑英的笔迹:“1976.10.03于青石滩”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青石滩。

我捏着照片,指尖冰凉。

一九七六年秋天,我和淑英已经经人介绍认识,开始通信了。

如果没记错,那年国庆,她跟我说,她要去邻市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护理技术培训。

培训地点,根本不是青石滩。

04

周四上午,我还是去了社区活动中心。

张阿姨等在门口,看见我,眼睛一亮,快步迎上来。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她把我领进多功能厅。

里面已经坐了二三十位中老年人,男女大约各半。

桌椅摆成几个小圈,人们三三两两坐着,交谈声嗡嗡的,气氛略显尴尬又有些期待。

空气里有旧衣服洗净后的皂角味,淡淡的头油味,还有水果糖的甜腻。

我被安排在靠窗的一个小圈,对面坐着一位姓陈的女士。

她看起来比我小几岁,烫着卷发,穿着暗红色的外套,说话语速很快。

我们聊了聊退休前的职业,她原来是工厂的质检员。

聊了聊子女,她的儿子在南方做生意。

聊了聊平时的爱好,她喜欢跳广场舞。

对话流畅,但像隔着一层透明的膜,触碰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

陈女士似乎对我还算满意,话头渐渐多起来。

“谢老师,您这气质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肯定也收拾得利索。”

“我这人吧,没啥大要求,就图个踏实,安安稳稳过后半辈子。”

她往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

“不瞒您说,我之前也见过两个,都不太合适。”

“一个呢,老是惦记着前头那个,屋里啥都不让动。”

“还有一个,关系太复杂,子女呀,以前的账目呀,扯不清。”

她摇摇头,一副深受其扰的样子。

“我就想找个清清爽爽的,没那么多牵绊,历史简单点的。”

历史简单。

这四个字钻进我耳朵里,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了一下。

我看着陈女士期待的眼神,她希望我认同,或者说,希望我证明自己符合这个标准。

我端起面前一次性纸杯,喝了一口已经凉掉的茶水。

水有点苦。

放下杯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直,没有什么起伏。

“陈女士,你说得对。”

“其实,我也希望对方……历史能简单清白些。”

“像我和我过世的妻子,都是很传统的人,一辈子感情很纯粹。”

陈女士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

她看着我,眼神里那点热切的光,慢慢冷却,转为一种打量,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愕然。

“谢老师,”她往后靠了靠,手指无意识地捻着外套的扣子,“你这话说的……”

“这年头,谁还没点过去呢?”

“太简单了,反而……”

她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太简单了,反而显得不真实,或者,乏味。

我们又勉强坐了几分钟,聊了几句天气。

然后她客气地说要去那边跟一个老姐妹打个招呼,起身离开了。

张阿姨很快凑过来,坐在陈女士空出的位置上。

“怎么了?我看小陈刚才脸色不太对。”

我把刚才的对话简单说了说。

张阿姨听完,皱着眉,拍了一下大腿。

“哎哟我的老谢!你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跟人说这个的!”

“什么历史清不清白,这不成审问了吗?”

“人家会觉得你这人计较,不好相处!”

我看着张阿姨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想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不是审问。

我只是……我只是忽然觉得,那似乎成了我唯一能抓住的,衡量安全与否的标尺。

在那个藏着陌生男人照片的家里。

在我对妻子那段看似无瑕的过去,开始产生隐秘怀疑的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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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那张从相册夹层里掉出来的照片,被我夹回了原处。

我没有再动它。

但它的存在,像一粒投入静水的石子。

涟漪持续扩散,扰乱了原本清晰的倒影。

我开始更仔细地回想与淑英有关的细节。

尤其是我们相识之初。

一九七六年,我还在县中学代课,她是镇卫生所的护士。

经一位老教师介绍,我们开始通信。

她的字写得秀气,话不多,但每封信都回得认真。

信里谈工作,谈读过的书,谈对未来的憧憬。

温婉,克制,符合我对一个理想伴侣的所有想象。

我们见面次数不多,每次她都穿着整洁的护士服,或者素净的便装。

说话轻声细语,总是微微垂着眼。

我那时觉得,她是那样干净、单纯的一个人。

像一张白纸,等着我一同描绘未来的画卷。

现在,这张“白纸”背后,似乎还藏着另一幅模糊的素描。

青石滩。那个陌生男子。

我试图从记忆的角落里搜寻关于“青石滩”的信息。

好像听谁提过,那是邻县一个河边的小地名,有些偏僻,以前有个小渡口。

淑英去那里做什么?

那个男人是谁?工友?同学?还是……

我甩甩头,制止自己再想下去。

揣测亡者,尤其是我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让我感到一种近乎背叛的羞愧。

可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就会自己生根。

周末,谢敏照例打来电话。

依旧是那几句程式化的问候。

我听着她声音里的倦意,忽然打断她。

“小敏。”

“嗯?”

“你妈……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跟我认识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特别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特别的事?指什么?”

“比如,比如她工作上的,或者……认识的朋友之类的。”

谢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警惕。

“爸,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就是整理你妈东西,想起些旧事,随便问问。”

“哦。”她又顿了顿,“妈很少提以前的事。你知道的,她性格就那样,不太爱说自己的事。”

“我记得……”她似乎在努力回忆,“好像有一次,我上中学的时候,问她有没有谈过恋爱,除了你。”

“她怎么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傻孩子,问这个干嘛,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这些?”

“嗯,就这些。后来我再没问过。”

谢敏的语速快了些。

“爸,你是不是一个人太闷了?要不……要不我看看能不能申请年假,回来一趟?”

“不用。”我立刻说,“你工作忙,不用特意回来。我挺好的。”

挂掉电话,我站在窗前。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几只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跳来跳去。

谢敏的回答,含糊其辞,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回避。

她似乎也知道,或者感觉到,母亲有一段不愿触及的过去。

而这个过去,被淑英,也许也被女儿,心照不宣地封存了起来。

只留给我一个看似圆满、实则布满细微裂隙的壳。

我转身,目光落在淑英梳妆台那个上锁的左边抽屉上。

那里面的,会不会就是填补裂隙的东西?

或者,是让裂隙彻底崩开的东西?

06

第二次去相亲角,是个阴天。

张阿姨没陪我,她孙子病了。

“你自己去看看,就当溜达,别太实心眼儿。”她叮嘱我。

相亲角在人民公园东侧一片林荫道上。

树上挂,绳上晾,地上摆,密密麻麻都是“简历”。

白纸黑字,简单写着年龄、退休前职业、经济情况、子女状况、对对方的要求。

像一场无声的、大型的自我陈列与筛选。

人多,声音嘈杂。

我慢慢走着,看着那些或直白或含蓄的文字,感觉有些荒诞。

活了大半辈子,最后竟要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拆解成几个干巴巴的条款,等待被挑选或挑选别人。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看到了肖玉梅。

她独自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身边没有摆放任何纸片。

穿着浅灰色的棉布外套,黑色长裤,一双干净的平底布鞋。

手里拿着一个磨得发亮的旧保温杯。

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平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又好像什么都没看。

我和她的目光偶然对上。

她微微颔首,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我不知怎的,也点了下头。

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您好。”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

“您好。”我应道。

我们简单交换了基本情况。她五十八,退休会计,独居,一个女儿在外地成家了。

对话很平淡,像白开水。

直到她问我:“您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起上次陈女士的反应,话在嘴边打了个转。

“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希望两个人能互相陪伴,简单踏实。”

她点点头,双手捧着保温杯。

“我也是。”

沉默了一会儿,她抬起眼,目光很坦然,直接看向我。

“有些话,我想先说在前头。”

“我这辈子,没结过婚。”

“年轻时候家里弟妹多,条件不好,要帮着撑家。”

“后来母亲瘫痪,一照顾就是十几年。”

“等老人走了,自己也这个年纪了。”

她停顿了一下,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壁。

“所以,我没什么复杂的关系,也没那些……感情上的纠葛。”

“干干净净一个人。”

她说到“干干净净”四个字时,语气没有任何波动。

不像强调,也不像炫耀,更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

一个与她血肉剥离的、干巴巴的事实。

可正是这种过分的平静,这种急于呈递出来的、毫无瑕疵的“清白”,像一根冰锥,猝不及防地刺进我的胸口。

太干净了。

干净得不留一丝活人的气息,干净得像一个精心打磨过的谎言。

我忽然想起淑英。

想起她温婉的笑容,想起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妥帖周到。

想起那夹层里的照片,想起女儿含糊的回答。

我的淑英,在世人眼中,在我心中,不也是“干干净净”、“感情纯粹”的吗?

可那照片,那可能的秘密,又算什么?

我看着肖玉梅。

她依旧平静地回望着我,等待我的反应。

我喉咙发干,心脏在肋骨后面不规律地撞着。

眼前这张坦诚的脸,和我心中那个开始出现裂痕的完美形象,诡异地重叠、交错。

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极力维护,却又开始崩塌的某种东西。

“对不起,”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哑。

“我……我突然想起家里炉子上还坐着水,忘了关火。”

这个借口拙劣得可笑。

肖玉梅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那平静的湖面似乎掠过一丝极浅的涟漪。

是疑惑?还是了然?

她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那您快回去吧,安全要紧。”

我几乎是仓促地转身,挤开人群,快步朝公园外走去。

后背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淡淡的,落在上面。

像一片秋天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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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回到家,炉子上当然没有烧着的水。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我坐在淑英梳妆台前,盯着那个上了锁的左边抽屉。

锁是那种老式的黄铜小锁,已经有些暗沉。

钥匙。

淑英会把钥匙放在哪里?

她是个细致的人,重要的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

我站起身,开始在屋里可能的地方寻找。

她的针线盒,旧钱包,存放重要证件的小铁盒,甚至她冬天大衣的口袋。

都没有。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梳妆台本身。

这是一个有年头的老式梳妆台,木质厚重,镜子两旁的雕花里积着薄灰。

我蹲下身,仔细检查抽屉下方、侧面,台面与镜框的接缝处。

手指在雕花凹凸不平的纹路里摸索。

在右侧最下方一个向内卷曲的叶片状雕花背面,我触到了一个极小的、用胶布固定住的硬物。

小心撕下胶布,一把小小的、有些锈蚀的铜钥匙躺在我的手心。

我的手有点抖。

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

“咔哒。”

很轻微的一声,锁开了。

我拉开抽屉。

里面东西不多。

一沓用橡皮筋捆好的旧信件,几本更早的工作笔记。

最下面,压着一本深蓝色硬壳封面的笔记本。

封面没有任何字样,边角磨损得厉害。

我拿起它,很轻。

翻开第一页,是淑英熟悉的字迹,日期是“1975.4.12”。

开始的记录很琐碎,多是工作上的事,学习心得,偶尔有几行对家里情况的忧虑。

直到一九七六年初,一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

“靳远”。

“今天和靳远一起被派去青石滩卫生点支援,路上他讲了几个笑话,差点从自行车上笑下来。”

“靳远的缝合技术真好,又快又平整,我要多学学。”

“他说我太闷了,应该多笑笑。他说我笑起来好看。”

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轻快的、属于少女的雀跃。

是我从未在淑英身上,或者说,从未在她向我展现的那一面中,看到过的鲜活。

一九七六年夏天,记录变得稠密,情感也更加直白。

“我知道这样不对。我有婚约了,虽然是家里定的,谢老师人很好……可是,可是我控制不住想见他。”

“今天在河边,他拉了我的手。我挣开了。心跳得好厉害。”

“他说想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去南边,听说那里机会多。”

“我动摇了。真的动摇了。”

看到这里,我呼吸有些困难,仿佛亲眼目睹了另一个陌生的淑英。

在道德与情感间挣扎,鲜活而痛苦的淑英。

转折出现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末的一篇。

字迹有些凌乱,墨水晕开了一小片。

“妈咳血了,送去县医院,诊断是肺结核晚期。爸蹲在走廊抹眼泪,弟弟妹妹还小。”

“家里的天塌了。”

“靳远来找我,在卫生所后面的小树林。他还是想走。”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光,有对未来的期盼。可我的眼前,只有医院惨白的墙,妈瘦得脱形的脸,还有弟妹惶恐的眼神。”

“我跟他说,我不走了。”

“他急了,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出为什么。我能说什么?说我家垮了,我需要留下扛着?说我的婚约对象是个老师,也许能帮衬家里?”

“他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最后他说,‘淑英,我懂了。’”

“他走了。没有回头。”

“我的心像被掏了一个大洞,呼呼地漏着风。可是我不能哭。妈还需要医药费,弟弟的学费还没着落。”

“谢老师的信又来了,很诚恳。他说他托人问了,县中学可能需要校医助理,也许可以推荐我试试。”

“这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也像是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我回信答应了。”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次开始,已经是一九七七年春天,记录简短,语气平静得近乎麻木。

“和谢老师领证了。很简单。他话不多,但眼神温和。”

“妈还是走了。没能熬过冬天。”

“新工作还行。谢老师,现在该叫武贵了,对我家人很照顾。弟弟的工作是他帮忙联系的。”

“今天看到靳远以前常用的那种蓝墨水,发了一会儿呆。都过去了。”

再往后,日记变成了断续的、零星的记录。

关于工作,关于我的身体,关于女儿小敏的成长。

那个叫“靳远”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仿佛从未存在过。

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没有文字。

只夹着一小片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边缘参差不齐。

纸上是用钢笔仔细誊写的一段文字,字迹工整,但笔画略显僵硬,像是绷着极大的情绪抄录的。

看起来,像是一段对话的转录。

08

那段转录的文字,像一截冰冷的铁链,缠住了我的呼吸。

“(磁带开始部分有噪音,模糊)”

“……淑英,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我不甘心。”

“靳远,别说了。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我们当初说好的……”

“当初是当初!靳远,我妈病了,我爸身体也不好,弟弟妹妹要吃饭、要上学!我要是跟你走了,我家就散了!谢老师他……他能帮我家!”

“他能帮你家,所以你就选他?淑英,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短暂的沉默,有压抑的抽泣声)”

“……算我求你了,靳远,忘了我吧。你就当我……当我从来没出现过。”

“你说得轻巧!淑英,我的心也是肉长的!你让我怎么忘?”

“(声音更低,更哑)那你要我怎么办?跟你走,看着我爸妈倒下?看着我弟妹失学?靳远,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长长的沉默,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好,好。吕淑英,你够狠。”

“我认了。就当是我靳远瞎了眼,看错了人。”

“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就祝你……祝你跟他,白头偕老。”

“(脚步声,快速远离)”

“靳远!”

“(脚步声停住)”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辈子,是我欠你的。”

“(没有回应。脚步声再次响起,渐渐消失。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极力压抑的哭声。)”

“(磁带结束)”

我捏着那张纸,指关节绷得发白。

耳边似乎真的响起了那早已湮没在岁月里的对话声。

年轻人的愤怒、绝望、被背叛的痛苦。

年轻女人的挣扎、愧疚、走投无路的哀泣。

那么真切,那么鲜活。

和我记忆中温婉、安静、总是带着浅笑的淑英,截然不同。

却又奇异地拼合成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人。

一个会软弱,会动摇,会为家庭牺牲爱情,也会因此背负一生愧疚的人。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原来这就是她“干干净净”的历史背后,藏着的真相。

一段无疾而终的初恋,一个现实碾压下的选择,一份深埋心底的歉疚。

而我这“历史清白”的丈夫,从头到尾,既是她困境中的浮木,也成了她情感上的枷锁。

我想起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温柔体贴。

想起她对我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那里面,有多少是爱?

有多少是感激?

又有多少,是赎罪般的补偿?

日记本里没有答案,录音转录里也没有。

只有那沉重的、贯穿了她后半生的“对不起”。

我睁开眼,目光落在那个空了的抽屉。

磁带。

那卷录音带的实体,在哪里?

淑英会把它藏在哪里?

一个她认为最安全,最不可能被我触及的地方。

我环顾四周,最后,视线定格在衣柜顶部那个落满灰尘的旧帆布包。

那是她早年上班用的护士包,很旧了,边缘磨损,颜色发白。

搬了几次家都没扔,她说留着装装旧物。

我踩上凳子,把它取下来。

分量不轻。

打开,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旧工作服、听诊器、几本卷边的护理手册。

我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

包的内衬是深蓝色的厚布,缝线很密。

我用手仔细地摸索内衬的每一寸。

在底层靠近侧面的位置,指尖触到一块略硬的、长方形的突起。

很小,很薄。

内衬在这里被巧妙地缝出了一个隐蔽的夹层。

我找来小剪刀,小心地拆开缝线。

手指探进去,触到了一个冰凉、光滑的塑料硬壳。

拿出来,是一盒老式磁带。

深灰色的磁带盒,上面没有标签,只有长期摩挲留下的细密划痕。

我捏着这盒磁带,仿佛捏着一颗沉寂了多年的心脏。

它安静地躺在我手里,却沉重得让我几乎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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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再次见到肖玉梅,是在城西的静湖公园。

离我家和那个相亲角都远。

我那天没什么目的地,只是不想待在家里,就随便上了一趟公交车,坐到终点站。

静湖公园人很少,深秋的湖水泛着灰蒙蒙的光。

我就沿着湖岸慢慢走,脑子里空空的,又似乎塞满了东西。

然后,在湖心亭旁边的长椅上,看到了她。

肖玉梅坐在那里,面对着湖水,背影单薄,一动不动。

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我停下脚步,犹豫着是该悄悄走开,还是……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

看见是我,她脸上掠过一丝讶异,随即恢复平静,甚至微微点了点头。

我走了过去。

“肖……肖女士。”

“谢老师。”她往长椅另一头挪了挪,让出位置,“这么巧。”

我在离她半米远的地方坐下。

中间隔着一段恰当的距离。

两人都没说话,看着被风吹皱的湖水。

“那天,”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摇摇头,又想起她没看我,便说:“没有。是我自己……有点失态。”

她笑了笑,很淡的笑。

“我知道我那话,听起来有点怪。”

“可有时候,把最难堪的底牌先亮出来,反而省事。”

“省得别人猜,也省得自己……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侧过脸看她。

她的侧脸线条清晰,眼角有很深的皱纹,嘴唇抿着,透着一种认命般的坚韧。

“你母亲……病了十几年?”我问。

“嗯。类风湿,后来瘫痪在床。我爸走得早,我是大姐。”

她说得简洁,没有渲染苦难。

“最难的时候,弟弟要结婚,家里腾不出房,我带着我妈住过几年单位的宿舍,单间,用帘子隔开。”

“那时候也有人介绍对象,一听这情况,就没下文了。”

“后来慢慢也就不想了。专心照顾我妈,等她走了,我也习惯了。”

“干干净净,”她重复了这两个字,这次带上了点自嘲的意味,“听着好听。其实就是没人要,也没精力要别人。”

“像一张白纸,不是不想画,是没机会画,也不敢画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

“谢老师,你说希望对方历史简单。我猜,你大概有个很圆满的过去,所以容不下一点杂质,对吧?”

她的目光很平和,没有挑衅,只是纯粹的询问。

我张了张嘴,那句“是”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圆满?

那盒藏在旧包夹层里的磁带,那本锁着的日记,照片上那个陌生男子……

我的圆满,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和牺牲之上。

建立在淑英那句沉重的“对不起”之上。

而我,竟对此一无所知,安然享受了几十年“清白”婚姻的福利。

“我……”我声音发涩,“可能也没我以为的那么……简单。”

肖玉梅似乎有些意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湖面变成深蓝色。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尘。

“我该回去做饭了。”

我也站起来。

“再见,肖女士。”

“再见。”

她沿着湖岸小路慢慢走远了,背影融入暮色里,显得有些孤单,却又异常挺直。

我没有立刻离开。

我在想她的话。

“没机会画,也不敢画了。”

淑英当年,是不是也这样?

在现实的重压下,她主动(或许也是被动)地交出了画笔,选择了一条更“干净”、更稳妥的路。

然后,用一生的沉默和付出,去描摹另一幅看似完美的画。

那幅画里有我,有女儿,有一个外人称羡的家庭。

唯独没有她自己最初想画的样子。

10

我把磁带用一块软布包好,重新放回护士包内衬的夹层。

找来针线,笨拙地、尽可能按照原来的针脚,把拆开的地方缝上。

虽然歪歪扭扭,但总算缝好了。

日记本也合拢,用橡皮筋扎好,和那沓旧信件一起,放回左边抽屉。

铜钥匙擦干净,依旧粘回雕花背后的原处。

锁,“咔哒”一声扣上。

一切恢复原状。

仿佛我从未打开过这个潘多拉魔盒。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看待这个家的目光,看待墙上淑英照片的目光,看待我自己这六十年人生的目光。

都蒙上了一层复杂的、无法剥离的底色。

周末,我起得很早。

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去街口买了淑英以前喜欢吃的豆沙糕,还有一束简单的白色菊花。

坐上开往郊区的长途公交车。

陵园在山上,深秋时节,草木凋零,更显肃穆。

找到淑英的墓碑,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她笑着,眼角的皱纹很温柔。

我把花放下,豆沙糕摆好。

然后就在墓碑旁边的石阶上坐了下来。

没有像以前那样,絮絮叨叨说些家常,汇报我的生活。

也没有质问,没有埋怨。

我只是坐着。

看着照片上她的笑容,看着墓碑上冰冷的刻字,看着远处苍茫的山峦。

风穿过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

时间一点点流过去。

我想起她日记里那个会为笑话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少女。

想起录音里那个哭着说“对不起”的年轻女人。

想起几十年里为我熬药煲汤、夜里为我掖被角的妻子。

她们都是淑英。

哪一个更真实?

或许,都是。

人本来就不是单薄的纸片。

有向阳的明亮面,就有背光的阴影。

有不得不做的选择,就有随之而来的遗憾与承担。

所谓的“干干净净”,或许只是一种奢望,或者,一种对他人的苛求。

我们都在生活这条河里蹚过,身上怎么可能不沾一点泥泞,不带一丝水草?

重要的是,蹚过之后,是否还能尽力保持向前的姿态,是否还记得最初那点善意。

太阳渐渐西斜,山风更冷了。

我伸出手,用袖子轻轻擦了擦墓碑上淑英照片玻璃罩上的一点浮尘。

然后站起身。

腿有些麻,我扶着墓碑缓了缓。

“我走了。”我低声说。

没有说下次什么时候来,也没有说“你安息”之类的话。

转身,沿着来时的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

没有回头。

回家的公交车挤满了周末返城的人。

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街道、楼房、行人。

灯火次第亮起,汇成一条流动的光河。

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我无意间望向车窗外。

斜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提着菜篮子,慢慢走过。

是肖玉梅。

篮子里装着青菜,还有一小块豆腐。

她走得很稳,目不斜视,很快就汇入人流,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点。

公交车启动,向前驶去。

我没有喊司机停车,也没有试图在下一站下车往回走。

我只是看着那个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

窗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

平静的,疲惫的,有了更多皱纹的。

眼睛望着前方闪烁的、望不到头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