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24日夜，南海风急浪高，三艘快艇正咬着一艘挂着英国旗的“德兴”商轮。甲板上，刘毖的嗓子被海风吹得发哑，却仍低声嘀咕：“再近五十米就放信号。”身旁的机炮手只有一句：“打还是不打？”短短七个字，像两把钉子钉进夜色。
此刻的紧张并非偶然。三个月前，毛泽东在颐年堂批示四个“A”的特急电报，“务必彻底肃清四邑站行动队”。发电人，正是公安部副部长陈龙与部长罗瑞卿。电文所指的要害，只有一个——赵一帆，这名国民党保密局干将握着刺杀叶剑英的全部计划。
追溯源头，要从广州解放不久说起。城市外有香港、澳门，城内暗流丛生。毛人凤放话，“杀一名部长赏十条黄金”，一句豪言使流亡特务活像拧紧的弹簧。1950年5月，叶剑英在西园酒家设宴，院外炸弹轰然；不足月，省政府围墙再响爆裂；行驶途中卡车冷枪飞出，子弹擦破汽车门。三连击都未得手，却把广东省公安厅逼入高压态。
1952年6月11日，保密局再度下令：“赵一帆，动手。”同日，四邑站用密语通知香港联络船“金海”“银河”随时接应。两天后，陈龙与罗瑞卿的电报叩响中南海。毛泽东沉默半支烟后批示：迅速侦破，叶剑英行程一律收缩。
陈龙其时腿疾发作，走几步便喘，但他明白这案子谁都推不了。21日，他把政保局一处处长李广祥叫到病榻旁：“人抓不到，就别回北京。”李广祥南下，汇集军警情报，发现至少五股特务在争抢“头功”。可赵一帆踪影全无，珠江口、增城水网甚至各地港口，排查数百人仍空手。
漫长搜寻中，赵一帆躲在香港新蒲岗，偶尔改名“周定邦”，连同伙都难以见面。8月底，上级下达最后期限：国庆前必须破案。压力巨大，李广祥决定将搜索面移向港澳，并建议陈龙动用海军。陈龙点头：“舍得砸锅卖铁，也要把人带回来。”
9月24日中午，广东省公安厅截获密代：“德兴号今夜二十三时香港开赴澳门，赵一帆在三等舱87号。”情报来得突然，却极准。海军一口气拨出三艘快艇、一艘三百吨扫雷艇，由刘毖指挥。他们下午两点起航，为追时间全速加码，艇身剧烈颠簸，几名侦察员把胆汁都吐了出来，依旧死死盯着方向盘。
晚十点四十分，雷达光点出现。刘毖拉响灯炮，国际信号旗打出“停船受检”，商轮无动于衷，反而加速。再等下去，对方将驶入澳门水域。“打船尾。”刘毖下达命令。机炮迸火，弹链拖出红弧，一发子弹擦掉旅客鞋尖，“德兴”轮被迫停转。刘毖换上便衣，带人登船，以“搜捕伪造人民币要犯”为由挨舱排查。赵一帆临时换票、换衣、换铺位，却忘了自己瘸右腿的细节。观察哨立刻报告：“右腿微跛的男子刚从87号换到95号。”刘毖挥手：“就他。”赵一帆面色灰败，叹了口气：“认栽。”双臂被五花大绑，押上快艇。
天亮前，三艘英舰赶来叫嚣，几架英制“海猎”在艇顶盘旋，见已驶离公海才掉头。赵一帆被押回广州，随即供出四邑站全盘计划，十余名潜伏特务落网。案件告捷，叶剑英转赴武汉出差才敢安心。
然而，风波并未结束。香港报纸当天头版标题“中共炮击英轮野蛮无理”，英国驻港总督向周恩来递交抗议照会。罗瑞卿拨通陈龙办公室电话，“周总理要我们写检讨”。陈龙摘下老花镜，沉吟再三，道：“我看这事功大于过，不写。”罗瑞卿提醒：“中央需要态度。”陈龙只回一句：“必要时我当面说明，不能挫伤基层办大案的锐气。”
最终，公安部口头作出“程序欠妥、行动正确”的说明，没有正式书面检讨。周恩来接受了这一折中方案，军委海军部亦不再追究。赵一帆被判死刑，四邑站瓦解，叶剑英此后出行仍带最小编制警卫，但不再有流弹与炸弹的惊魂。
这场横跨三月的较量，为1950年代初的对敌斗争留下罕见一幕：中央高层对公安海上执法边界的首次博弈，也让地方一线明白，守住党政军领导人的安全底线，有时必须把风险提前吃下。陈龙拒写检讨，并非意气，而是担心“以后谁还敢拉响扳机”。1952年的南海夜色，至今仍像一记重锤提醒后人：特务枪口永不会只对准个人，它对准的是刚刚起步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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