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发展史上，有位不得不提的女性：钱正英。她从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走出来，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水利事业。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看看这位钱正英女士的传奇人生吧。
1923年，钱正英出生在上海一个充满书香与专业气息的家庭。父亲早年远赴美国攻读土木工程，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国，投身水利事业，曾在国民政府下辖的江汉工程局任职，参与过长江治理工作。
从小，父亲就常跟她说：“美国早就有女工程师了，咱们中国还没有，爸爸希望你能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工程师。”这份期望像一颗种子，在钱正英心里扎下了根。
上学时的钱正英格外聪慧，还总爱追着老师问“为什么”，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甚至还跳过级。1939年，16岁的她如愿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朝着“女工程师”的目标迈进。
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之下，校园里的爱国呼声此起彼伏。钱正英再也无法安心只做学生，她一边啃着土木工程的专业知识，一边偷偷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传单、集会、街头宣讲，到处都有她忙碌的身影。
1941年，经过组织考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好景不长，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护革命力量，组织安排钱正英和其他同志转移到淮北解放区。刚到根据地，她就赶上淮河发大水，河堤被冲垮，农田被淹没，老百姓看着自家的庄稼泡在水里，急得直掉眼泪。
当时根据地懂水利的人少，钱正英是科班出身，组织立刻把堵口复堤的技术任务交给了她。虽说在学校学过理论，但真要跟汹涌的洪水打交道，她心里也没底。可看着受灾群众期盼的眼神，她咬了咬牙，白天跟着老乡一起扛沙袋、查堤坝，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翻专业书，琢磨怎么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她带领大家用“堵疏结合”的办法，终于把缺口堵住，保住了周边的农田和村庄。也就是从这时起，钱正英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战争时期，钱正英又被派到山东，负责黄河复堤防汛工作。当时不少当地干部听说要来个“女干部”管黄河，都犯了嘀咕：“这么凶险的黄河，一个小姑娘能管好？”可当他们看到钱正英风风火火赶到工地，二话不说就下到河堤查看情况时，心里的疑虑渐渐消了。
有次黄河出现凌汛，上游冰层融化，下游还结着冰，河水越积越多，冰坝越抬越高，眼看就要漫过堤坝。危急时刻，钱正英果断下令用炸药炸开堵塞的冰层，水流顺着炸开的缺口奔涌而下，一场险情就这样化解了。
后来提起这段经历，钱正英总笑着说：“哪有传说中那么神气，就是想着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水利建设成了重中之重。1950年，年仅27岁的钱正英被破格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这个任命在当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在会议上直言：“一个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关键时刻，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曾山站出来力挺她：“别看着年纪轻，她在淮河、黄河治理上有真本事，让她试试！”
就这样，钱正英顶着“丫头部长”的称呼走马上任。面对质疑，她没多说什么，只是一头扎进工作里，跑遍了华东地区的大小河流，带领工程兵和老百姓修堤坝、疏河道，把多年的水患隐患一点点清除。
2年后，因为工作出色，钱正英被调往北京，担任水利部副部长。1952年，她还不到30岁，成了当时国务院部委里最年轻的女领导之一。在水利部的日子里，她常年奔波在一线，长江、淮河、海河、珠江……祖国的七大水系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有时候去偏远地区考察，交通不便，她就坐着马车、徒步赶路，遇到汛期，更是几天几夜不合眼，守在堤坝上指挥防汛。
在钱正英的水利生涯中，三峡工程是绕不开的重要课题。早在1958年，中央就开始考虑三峡工程的建设，周总理亲自带队考察预选坝址，钱正英也随行前往。考察结束后，大家围绕“要不要建三峡”“什么时候建”争论不休。
有人说早点建能彻底解决长江防洪问题，甚至提议搬迁重庆；也有人觉得当时技术不够，主张先加固堤防、开发支流。周总理看向钱正英：“你是水利专家，说说你的想法。”她沉思片刻后说：“三峡工程确实能解决大问题，但现在真不是时候。咱们全国的装机容量还不到1000万千瓦，可三峡一建就要2000多万千瓦，技术上还有好多难关没攻克，盲目上马风险太大。”
后来中央采纳了她的意见，暂时放缓了三峡工程的推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华中地区缺电严重，又有人提出要建三峡。钱正英再次实地调研，发现当时建设三峡的条件依然不成熟，可能源缺口又得解决。她琢磨着：“能不能先在三峡下游建个小一点的工程，既能发电防洪，还能为三峡积累经验？”
这个想法就是后来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可方案一提出来，反对声也不少，有人说葛洲坝在三峡库区里，以后建三峡会受影响。钱正英一次次拿着数据和图纸跟大家沟通，最终说服了所有人。
1974年葛洲坝正式开工，可建设过程并不顺利。由于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工程一度变成“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设计图纸没人签字，施工质量也没保障。钱正英很快就发现问题，立刻向周总理汇报，工程紧急停工整顿。
她牵头成立技术委员会，重新梳理设计方案，严把质量关。从1974年到1988年，14年间她跑了葛洲坝几十次，大到发电机组安装，小到堤坝裂缝修补，都亲自过问。
1988年12月，葛洲坝工程终于竣工，不仅缓解了华中地区的用电紧张，还为后来三峡工程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成了新中国水利史上的标杆工程。
1974年，51岁的钱正英升任水利电力部部长，成为新中国首位女水利部长。
在她的主持下，我国第一部《水法》出台，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她还两次组织对三门峡水库进行改造。
说起三门峡水库，钱正英晚年时总带着愧疚。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当时她积极支持，还带队考察撰写论文。可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问题不仅没解决，还影响了渭河生态。
后来她多次组织专家调整方案，却始终没能彻底消除影响。后来钱正英每次提起这件事，都说：“这件事让我明白，搞水利不能只想着眼前，得考虑长远，考虑生态。”也正是因为这份反思，让她后来在水利决策中更加谨慎。
1986年，中央决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钱正英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反对的声音不少，连她家里人都劝她：“你都搞了这么多工程了，别再趟这浑水，免得挨骂。”可钱正英却说：“我搞了一辈子水利，三峡到底行不行，我有责任搞清楚。”
她组建了14个专家组，412位专家涵盖了地质、水文、生态等多个领域，还专门邀请反对三峡工程的专家担任顾问，确保论证客观公正。2年8个月里，专家组召开了上百次会议，实地考察了十几个省市，最终形成了详实的论证报告，得出“三峡工程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建比不建好”的结论。
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钱正英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988年，钱正英卸任水利部部长，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离开水利一线后，她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开始“跳出水利看水利”。
上世纪90年代，黄河频繁断流，这让她很揪心：“咱们一辈子治河用水，怎么把母亲河给用断流了？”她意识到，水利工作不能只想着“治”，更要考虑“可持续”。
1999年，她牵头启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带领专家团队跑遍全国，提出了“人与洪水协调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西北水资源研究中，她明确反对“人定胜天”的想法，主张根据生态承载能力合理利用水资源。
哪怕到了晚年，钱正英也还是牵挂着水利和民生。2003年，80岁的她在内蒙古考察时，恰逢生日，身边人想给她买个蛋糕庆祝，却被她严厉制止：“咱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搞特殊的，要是过了生日，以后地方上都跟着学，影响不好。”
2010年，87岁的她还坚持去浙江舟山考察，坐着船一个个岛跑，了解港口建设、海水淡化情况，最后提出了“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议，为当地海洋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2005年，她被诊断出乳腺癌，可当时黑龙江的考察工作已经安排好，她瞒着所有人，让儿子陪在身边照顾，硬是完成了考察才住院治疗。
2022年10月22日，99岁的钱正英在北京逝世。10月28日，八宝山革命公墓里，《黄河颂》和《长江之歌》的旋律低回，送别这位一生治水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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