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埃德蒙·阿萨尔阿多，那个来自加纳的医学生，本该给家里写信，描绘莫斯科红旗下的理想国度。
可他最后留给世界的，却是一具在郊外雪地里冻得僵直的躯体。
克里姆林宫的官方通报轻飘飘的，说是伏特加要了他的命。
但他的朋友们，那些从非洲各地来的黑皮肤青年，都知道埃德蒙的胃沾不得酒精。
他们说，这是一场谋杀，凶器是嫉妒，起因是一个俄罗斯姑娘的爱情。
在一座连墙壁都长着耳朵的城市里，他们决定用最原始的方式，去权力的心脏讨个说法。
他们想要一个公道，可最后到手的，却是一份谁也无法预料的，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礼物”。
雪下得像要把整个莫斯科埋起来。
1963年的冬天，冷得不讲道理。从非洲加纳来的埃德蒙·阿萨尔阿多，一个二十九岁的医学生，总说莫斯科的雪闻起来有股铁锈味。
他的朋友，同是加纳来的夸西，却觉得那味道更像是湿透了的羊毛，混着宿舍楼道里永远散不去的卷心菜汤的酸气。
他们都住在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的宿舍里。
这所大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枚勋章，别在苏联的胸口，闪耀着国际主义的光辉。
来自亚非拉的年轻人，像一颗颗黑色的、棕色的、黄色的珍珠，被串在这根名为“世界革命”的线上，带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理想国。
夸西最后一次见埃德蒙，是在三天前。
埃德蒙穿着他那件最体面的黑色大衣，领子竖得笔直，要去见他的俄罗斯姑娘，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有一头亚麻色的头发，笑起来眼睛会弯成一道桥。
“她就像雪地里的一小撮火苗。”埃德蒙搓着手，嘴里哈出的白气像一团团棉花，“看到她，就不冷了。”
夸西只是点点头，往埃德蒙的口袋里塞了两个黑面包。“别空着手去，不像话。”
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未来像刚出炉的面包，热腾腾的，有嚼劲。
他们学习俄语，解剖青蛙，在课堂上辩论马克思和列宁，相信自己毕业回国后，就能用手里的手术刀和脑子里的理论，给家乡开出一剂良方。
他们也感受得到莫斯科市民投来的目光。那目光里混杂的东西太多，有好奇，有审视，偶尔还有一丝不加掩饰的排斥。
尤其是在地铁里，当埃德蒙和柳德米拉站在一起时，周围的空气似乎都会变得黏稠。
一些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妇人会用眼角瞥他们，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在看一出不合时宜的戏剧。
“别理他们，”柳德米拉会悄悄捏一下埃德蒙的手，“他们只是没见过。”
埃德蒙便会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在莫斯科灰蒙蒙的天空下，那笑容显得格外明亮。
三天后，埃德蒙的尸体被两个去郊外打猎的工人发现了。
他躺在一片荒凉的雪地里，那件体面的黑色大衣敞开着，身体蜷缩成一团，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去拥抱一点不存在的温暖。他的脸呈青紫色，眉毛上挂着白霜。
消息传回卢蒙巴大学，像一块石头砸进了结冰的湖面。
民警的调查报告来得很快，快得像一阵风，吹过就没了痕迹。结论只有一行字：埃德蒙·阿萨尔阿多，醉酒后在雪地中迷路，因低温症死亡。
“胡说八道！”第一个拍桌子的是萨缪尔，一个尼日利亚来的法律系学生，嗓门大，脾气也大。他把那份薄薄的报告拍在宿舍的公用桌上，震得所有人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埃德蒙从不喝酒，一滴都不沾！他的胃有毛病，我们都知道！”
夸西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的脑子里全是埃德蒙穿着黑大衣的样子，要去见他的“火苗”。一个要去见心上人的人，怎么会跑到荒郊野外去喝得烂醉？
流言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
有人说，在埃德蒙失踪的那天晚上，看到几个高大的俄罗斯青年在柳德米拉的公寓楼下转悠，嘴里骂骂咧咧的。
有人说，柳德米拉的哥哥是个军人，他不止一次地警告埃德蒙，让他离自己的妹妹远一点，“黑猴子不配碰俄罗斯姑娘”。
还有人说，埃德蒙是被活活打死，然后才被扔到雪地里，伪装成冻死的。
这些说法都没有证据，但它们汇集在一起，描绘出一个清晰而残酷的轮廓：埃德蒙不是死于意外，而是死于谋杀，死于种族歧视。
非洲学生宿舍区的空气，一天比一天压抑。走廊里不再有歌声和笑声，取而代之的是压低了嗓门的激烈争吵。
那些从刚果、肯尼亚、安哥拉、几内亚来的学生们，用法语、英语、葡萄牙语和斯瓦希里语交换着彼此的恐惧和愤怒。
“他们说我们是同志，是兄弟！”一个刚果学生用蹩脚的俄语喊道，“可兄弟会这样对待兄弟吗？”
“我们在这里，连最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今天是他，明天会不会就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他们感觉自己被骗了。那个在宣传画上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在现实中却给了他们一记冰冷的耳光。他们不是同志，他们只是装点门面的异国饰品，随时可以被丢弃。
夸西依旧沉默。他去了停尸房，看到了埃德蒙。那张曾经鲜活的脸，如今像一块灰色的石头。他伸手摸了摸埃德蒙的手，冷得像铁。那一刻，他心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
当晚，萨缪尔把所有宿舍的非洲学生头头都召集到了他的房间。房间里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汗水和愤怒混合的味道。
“我们不能再等了，”萨缪尔站在一张椅子上，声音嘶哑，“向学校抗议？他们只会用更多的报告来敷衍我们。向大使馆求助？他们只会让我们保持冷静。这些都没用！”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激动的脸。
“我们要去一个他们无法忽视的地方。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送到克里姆林宫的耳朵里！”
“去红场？”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话里带着惊恐。
在1963年的苏联，示威游行这个词，只存在于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报纸上。去红场闹事，那无异于把头伸进狮子的嘴里。
“对，就是红场！”萨缪尔的声音陡然拔高，“我们要让赫鲁晓夫，让全世界都看看，他们所谓的‘民族友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要告诉他们，莫斯科，就是我们的阿拉巴马！”
阿拉巴马，这个词像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整个房间。
那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方，是黑人民权运动正在浴血奋战的地方。把莫斯科比作阿拉巴马，这是最尖锐，也是最致命的指控。
夸西看着激动的众人，心里一阵发冷。
他想起了埃德蒙的笑，想起了他说的“火苗”。埃德蒙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为了爱情，不是为了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也知道，沉默，就等于默许了埃德蒙的无声死亡。
行动被定在12月18日。
他们用床单制作标语，上面用俄语和英语写着愤怒的口号：“停止杀害非洲人！”“我们要正义！”“莫斯科不是我们的坟墓！”
颜料的气味在紧锁的房间里刺鼻，像是一种秘密的、危险的香水。
12月18日清晨，天还没亮透。
五百多名非洲学生，从莫斯科各个大学的宿舍里悄悄溜出来，像一条条黑色的溪流，汇集到一起。他们穿着最厚的衣服，戴着帽子和手套，但每个人的脸上都燃烧着一团火。
夸西走在队伍中间。他看到身边的同学，有的脸上是决绝，有的眼里是恐惧，但没有一个人后退。
当这股黑色的洪流涌上莫斯科宽阔的街道时，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早起的工人们停下了脚步，赶着去上班的公务员们张大了嘴巴。无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响着，却停在路口，司机探出头，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在他们的首都，在红旗飘扬的莫斯科，一群外国人，一群黑皮肤的“朋友”，竟然在游行示威。
队伍一路高喊着口号，向着城市的心脏——红场，进发。
红场入口处的民警试图组成人墙阻拦，但他们显然没有准备。面对五百名情绪激动、身体强壮的年轻人，那道薄薄的防线一触即溃。
学生们冲进了红场。
那是一个巨大的、空旷的、被历史和权力浸透了的空间。
一边是色彩斑斓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像童话里的糖果屋；另一边是暗红色的克里姆林宫墙，高大，肃穆，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威严。列宁墓静静地躺在墙下，像一个沉默的句点。
学生们就在这片空地上散开，对着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发出了积蓄已久的怒吼。
“正义！正义！”
“凶手！凶手！”
“莫斯科是第二个阿拉巴马！”
他们的声音在广场上空回荡，撞在古老的红墙上，又弹回来，震得每个人的耳膜嗡嗡作响。
夸西举着一张标语，上面是埃德蒙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埃德蒙在笑，牙齿很白。
一些克格勃的便衣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穿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外套，但眼神锐利得像鹰。他们不说话，只是用手里的相机，“咔嚓咔嚓”地记录下每一张愤怒的脸。
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的弓。仿佛下一秒，克里姆林宫的某扇大门就会轰然打开，冲出成排的士兵和装甲车。
在克里姆林宫厚厚的红墙内，气氛比外面的冰雪还要凝重。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空气呛人。
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那颗著名的光头在灯下反着光。
他没有坐着，而是在长长的会议桌旁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简直是胡闹！一场彻头彻尾的、由帝国主义特务在背后煽动的丑剧！”
一个军方强硬派的代表，满脸横肉的元帅，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我建议，立刻清场！逮捕领头的，全部驱逐出境！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苏联不是他们可以撒野的地方！”
“元帅同志，我不同意。”
一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文职官员推了推眼镜，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书生气，“如果我们动用武力，明天全世界的报纸头条会是什么？《苏联镇压非洲兄弟》《莫斯科红场上的血腥黎明》。美国之音会把这件事播上一年。我们过去十年在非洲、在第三世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那你说怎么办？就让他们在红场上骂我们是阿拉巴马？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元帅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这是一个陷阱，同志们。”
克格勃主席谢列平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冰锥，“我们查过了，那个加纳学生确实死得蹊跷。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件事已经被利用了。我们强硬，就坐实了我们种族歧视和暴力镇压的罪名。我们退让，就会开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今天非洲人可以上街，明天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生也可以？后天呢？”
所有人都沉默了。谢列平说到了问题的核心。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非洲学生的死亡事件，它直接挑战了苏联政权的威权基础。
赫鲁晓夫停下脚步，他拿起桌上的一杯水，喝了一大口。
“我们的朋友，中国人，他们会怎么看？他们会说我们软弱，修正主义。”
他嘟囔着，像是在自言自语。中苏关系此时已经恶化，双方正在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这件事，北京也一定在盯着。
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红场上的灯亮了，照着那些仍在坚持的学生，他们的身影在空旷的广场上显得渺小而固执。寒风越来越刺骨，已经有学生因为体力不支而摇摇欲坠。
会议室里的争论还在继续。镇压还是安抚？暴力还是怀柔？每一个选项后面，都连着一串无法预估的后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决策的压力像山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赫鲁晓夫看着窗外，红场的方向，那里现在是苏联最敏感的伤口。
他突然转过身，对他的一个高级顾问，一个名叫德米特里·奥尔洛夫的、眼神深邃的中年人说：“德米特里，你一直没说话。你有什么想法？”
奥尔洛夫站了起来。他不像军人那样粗犷，也不像理论家那样迂腐。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精明的棋手。
“赫鲁晓夫同志，元帅同志和主席同志说的都有道理。强硬和软弱都是死路。但或许，还有第三条路。”
他停顿了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们可以把这次危机，变成一个机遇。一个我们之前想都想不到的战略机遇。”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赫鲁晓夫粗重的呼吸声。
红场上，夸西感觉自己的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变成了两块冰冷的石头。
他身边的萨缪尔也在不停地发抖，嘴唇冻得发紫，但依然在用嘶哑的嗓子领着大家喊口号。希望，正在像体温一样，一点点地流失。
他抬头看了一眼斯巴斯克塔楼上那面巨大的自鸣钟，暗红色的指针指向傍晚。天色是一种压抑的青紫色。这感觉，像是一个故事的结尾。
突然，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的呻吟声，穿透了寒冷的空气。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扭头望向声音的来源。
克里姆林宫那扇平日里只为最高领导人车队开启的、令人生畏的斯巴斯克大门，在一阵迟缓的抗议声中，向内打开了一道缝。
没有士兵，没有坦克，没有预想中的钢铁洪流。
从门缝里，走出了三个穿着深色厚呢大衣、戴着毛皮帽子的男人。他们径直朝着这片黑色的海洋走来。
为首的那个男人，在离学生队伍几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苍白而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
整个红场，刹那间万籁俱寂。那沉默，比刚才震天的口号还要沉重。
那个男人清了清喉咙，那声音像是往深井里投下了一颗石子。
“部长会议，”他开口了，声音平稳，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威胁，“授权我，邀请你们的代表团，到里面谈谈。赫鲁晓夫同志，正在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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