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讲了彭城之战,很多读者给到了自己的理解,那么今天这篇讲一下垓下之战。

公元前203年,项羽和刘邦这俩老冤家隔着条运河,都累得够呛。项羽那边,正面被刘邦死死黏在成皋、荥阳一带,侧后方还得时刻提防彭越这个“游击队”专家出来烧粮道、搞破坏,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他手底下最能打的兵,也是人,也会想家,也厌战。

刘邦这边呢,日子也不好过,好几次被项羽打得差点崩盘,老爹老婆都差点丢了。所以俩人心照不宣,画了条鸿沟,西边归汉,东边归楚,算是暂时喘口气。

项羽觉得,终于能带着兄弟们回彭城老家了,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带着十万大军(这数字比较靠谱,说是十万,连年征战,实际有战斗力的可能就这个数,甚至更少)就开拔了,走的是南路,往固陵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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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刘邦这边,刚签完约,张良和陈平就凑过来了。这俩顶级谋士的话,点醒了刘邦。他们大概意思是:老大,现在天下大半都听咱们的,诸侯都站咱们这边。项羽那小子兵也疲了,粮也快没了,这是老天爷要灭他啊!趁他放松警惕往回走,从背后捅刀子,机不可失!

刘邦这人,你别看他有时候显得无赖,但关键时刻听劝,而且心够狠。什么盟约?那都是擦屁股纸。干!于是,战略追击开始了。这里就能看出刘邦集团核心决策层的厉害:不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在乎一时半会的名声(背约的名声可不好听),眼光死死盯着最终的战略目标——彻底消灭项羽。

这种政治上的冷酷和果决,项羽一辈子都没学会。

刘邦想得挺美,招呼韩信、彭越一起来包饺子。结果呢,韩信和彭越这两位大爷,信没到,人更没到。为啥?心里有小算盘呗。仗打到这份上,韩信已经是齐王,彭越是魏相国(实际控制梁地),都是大军阀了。

他们想的是:我帮你刘邦打天下,我能得着啥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项羽还没死,我手里的兵就是我最大的本钱。刘邦一看这阵势,明白了,光靠画大饼不行了。张良又出主意:想要马儿跑,得给马儿吃草。你把陈县以东到海边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到谷城都给彭越,许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土地,让他们为了自己的地盘去打,这事儿准成。

刘邦咬牙,给!这就是政治手腕,用未来的、广袤的土地(很多还不是他自己的),换眼前最关键的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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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封赏一到,韩信的齐军、彭越的梁军,加上南边英布(也刚被刘邦封了淮南王)的军队,几路大军呼呼啦啦全动起来了,对项羽形成了战略上的合围态势。

所以你看,垓下之战的起因,表面是刘邦背约偷袭,深层是刘邦用高超的政治交易,整合了所有反对项羽的力量,形成了一张项羽根本逃不掉的天罗地网。

好了,现在项羽发现自己掉坑里了。东撤的路上,灌婴已经拿下了他的老巢彭城,后院起火。南边,英布和刘贾策反了他的大司马周殷,九江地界也丢了。他本来想回楚地重整旗鼓,结果退路被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被迫退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现在安徽固镇和灵璧交界那一带)。退到这里,已经是绝地。身后是淮河,眼前是几十万合围的汉军。

这时候,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汉军这边,刘邦本部、韩信从齐国带来的精锐(这是绝对主力)、彭越军、英布军,加上后来投降的周殷部队,拧成一股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里说“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这三十万很可能指的是韩信直接指挥的齐军核心主力,加上其他各路诸侯兵,总数说六十万,虽然有夸张,但在兵力上形成绝对优势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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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军呢,司马迁说“可十万”,就是大概十万。这十万人,是项羽最后的、也是最忠诚的核心部队,战斗力极强,但也是疲惫之师,且陷入重围,补给断绝。

重点来了,仗是怎么打的?很多人受演义影响,觉得是韩信直接摆个阵就把项羽灭了。没那么简单。根据《史记》的记载,这场决战布阵很有讲究。韩信亲率前锋主力(中军)正面硬刚项羽;孔藂(孔将军)在左翼,陈贺(费将军)在右翼;刘邦自己坐镇第二线中军;周勃、柴武这些老将作为总预备队在最后。

这是一个典型的、层次分明的决战阵型,攻防兼备,有很强的纵深和弹性。反观项羽,他没什么花哨的阵型,就是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攥成一个拳头,准备靠天下无敌的突击力,直接打穿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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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打响。第一回合,韩信的前军主动出击,和项羽正面碰撞。结果,“不利,却”。韩信居然打输了,向后撤退!这太有意思了。以韩信的军事才能和兵力优势,一接触就败退,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真的打不过项羽的正面冲锋,楚军锐气太盛;二是,这根本就是计划的一部分——诱敌。我倾向于后者。

韩信太了解项羽了,知道项羽勇猛,喜欢中央突破,擒贼先擒王。那我就示弱,引你深入我的阵型。果然,项羽见韩信退,大概觉得“兵仙”不过如此,挥军猛攻,试图一举击溃汉军指挥中枢。

就在这时,战局突变。预先部署在两翼的孔藂、陈贺,“纵兵”攻击楚军侧翼。“纵”这个字用得好,就是放开手脚,猛烈出击。楚军正全力向前追击“败退”的韩先锋,侧翼突然遭到生力军的凶狠打击,阵型一下子就被打乱了,攻势必然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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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楚军陷入混乱、进退失据的瞬间,刚才“败退”的韩信主力,“复乘之”——掉转头,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全面反击。这一下,楚军彻底崩了。所以,垓下的战场决胜,不是简单的以多打少,而是一个经典的“正面诱敌、两翼夹击、主力反击”的战术范例。

韩信把兵力优势转化成了战术上的局部优势,一步一步把项羽引进了陷阱,再一举合拢。项羽的战术思维还停留在巨鹿之战、彭城之战那种依靠超凡个人勇武和部队爆发力直冲敌营的模式,而韩信已经玩起了更复杂的心理战和运动战。这一仗,是“兵形势”遇到“兵权谋”的完败。

仗打输了,被围在垓下营垒里,这才是项羽真正末路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千古传唱的“四面楚歌”。这事儿文学色彩浓,但核心是真的:汉军在夜里唱起了楚地的民歌。这一招太毒了。它不是一个军事行动,而是一个心理核弹。项羽的十万楚军(此时可能已不足十万)大多是江东子弟,离家征战数年,早已思乡情切,厌战情绪弥漫。

深夜里,被重重包围,饥寒交迫,忽然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熟悉的乡音,他们会怎么想?唯一的结论就是:家乡全被汉军占领了,楚国完了!连老乡都成了汉兵,我们还打什么?军心瞬间土崩瓦解,这不是被刀剑击垮的,是被乡音和绝望摧垮的。

项羽听到歌声,惊怒交加,唱出那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到最后也不认为是自己战略战术有问题,只归咎于“时不利”、“天亡我”。英雄末路,悲壮,但也透着一种致命的固执。他带着八百最忠诚的骑兵连夜突围,不是想逃出生天卷土重来(那时可能已无此念),更像是一种英雄主义式的最后抗争:就算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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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故事,乌江自刎,大家都熟。从垓下突围,到阴陵迷路被田父所骗,再到东城二十八骑的“快战”,最后乌江边拒绝渡江。这一段,司马迁写得荡气回肠,文学价值极高。

我们剥开文学渲染,看看里面的实质。项羽的逃亡路线是混乱的,他想回江东,却在阴陵问路时被一个老农指向了沼泽地,耽误了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失尽了人心。在楚地,一个普通农夫都不愿意帮他,可见他的统治基础多么薄弱。他分封不公、坑杀降卒、火烧咸阳、弑杀义帝……这些政治上的败笔,在此刻以最具体的方式回报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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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乌江边,亭长劝他渡江,说江东地方千里,还能称王。项羽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这句话是关键。面子问题,当然是一方面,项羽极度骄傲。但更深层的是,他赖以起家的核心资本——那八千江东子弟兵,已经打光了。就算回去,靠什么东山再起?刘邦会给他时间吗?韩信、彭越、英布这些诸侯会答应吗?那时的江东,是否还能为他提供兵源和资源?

他看不到希望。他的战争模式,极度依赖他个人的勇猛和精锐部队的突击,当这两样资本都耗尽时,他的世界也就崩塌了。

所以,乌江自刎,是骄傲使然,是愧疚使然,更是对现实绝望使然。他的死,为楚汉战争画上了一个充满悲剧英雄色彩的句号。

仗打完了,影响是深远的。首先,直接结果是大一统的汉朝建立。刘邦几乎在项羽咽气的同时,就快马加鞭跑到韩信军营,收了他的兵权。动作之快,堪称政治操作的典范。他太知道兵权的重要性了。

然后,在汜水北岸登基,开创了西汉四百年基业。中国历史从秦末的大混乱、大分裂,重新走向了统一。这个统一的局面,是由垓下之战一锤定音的。

其次,从军事上看,垓下之战是战略追击和围歼战的典范。刘邦集团在战略上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毫不松懈;在战术上,韩信灵活运用兵力,诱敌深入,协同作战,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它标志着大规模野战指挥艺术在秦汉之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从历史人物命运的视角看,垓下之战浓缩了刘项二人的全部特质。刘邦:务实、冷血、善用人、能妥协、目标坚定。为了胜利,背约、封地、收兵权,一切手段都可以用。项羽:勇猛、骄傲、重情义(对部下和虞姬)、但政治幼稚、刚愎自用、不善用人。他像一个顶级的战术大师和战场明星,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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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尤其是这种争夺天下的战争,从来都不只是战场上刀剑的比拼,重点核心一定是政治、经济、人心的综合较量。项羽在战场上赢了无数次,却输掉了最关键的政治和人心这一仗。而刘邦,恰恰相反。

所以,当我一遍遍复盘垓下之战时,我看到的并非一场战役的胜负,这是一条多么清晰的历史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贵族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旧时代;线的另一边,是平民出身的、依靠团队智慧和制度力量的帝国新时代。

项羽的鲜血染红了乌江水,也浇灌出了汉家天下的根基。这大概就是垓下之战,留给后世最沉重也最深刻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