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建国这辈子只信两样东西：手里的活儿，和银行保管箱里黄澄澄的疙瘩。
他不交社保，老婆骂他死脑筋，儿子说他老顽固，整整四十年，他就像头犟驴，每年雷打不动地把钱换成200克金条，锁进那个不见天日的铁盒子里。
直到七十岁的老板赵广发查出癌症，躺在医院里气若游丝，他才拿着那把旧钥匙，决定去银行看看，自己这四十年的执拗，到底是个笑话，还是一条活路...
李建国退休后的日子，像他那把用了四十年的老刨子，滑出去，收回来，轨迹一丝不乱。
天蒙蒙亮，窗外的麻雀刚叫第一声，他就醒了。骨头缝里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老家具在适应清晨的湿气。
他从不惊动身边的老伴王秀莲，悄没声地穿上那身灰布的练功服，去楼下的小公园打他的太极。
公园里的空气是凉的，混着泥土和昨夜的露水味。他一招一式推出去，动作很慢，慢得能看见空气里的尘埃在他手掌前打着旋。
别的老头凑一堆，聊退休金又涨了多少，聊孙子上了哪个好学校。李建国不凑过去，他就一个人，在角落里，和自己的影子过招。
打完拳，他会提着个小篮子，去早市。不买别的，就买一小把水灵的小葱，两根油条。回家的路上，油条的香气钻进鼻子，热乎乎的。
王秀莲准点会在厨房里忙活，抽油烟机发出嗡嗡的声响。听见开门声，她的声音就从厨房里飘出来，带着油烟味和一点常年的怨气。
“老李，回来了？今天老张家的又跟我显摆，他家老张的退休金，一个月快六千了。”
李建国把小葱放在灶台上，不接话。
“你听见没有？六千块！当初我要你交社保，你那驴脾气，说啥都不听。现在好了，人家月月领钱，你呢？你就在家干瞪眼。”王秀莲把一碗熬得稠稠的小米粥“当”一声放在桌上，米汤溅出来一点。
李建国拿起勺子，吹了吹，喝了一口。烫得他喉咙里暖烘烘的。
“我那点钱，都好好的。”他声音很低，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好好的？在哪儿好好的？在那个铁盒子里能下崽啊？”
王秀莲一屁股坐下，筷子戳着碗里的咸菜，“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棺材本，别到时候连个响都听不见。”
这种对话，是他们家的背景音，跟窗外的车流声一样，每天都有。
周末，在城里上班的儿子李涛回来了。提着一兜子水果，脸上带着城市白领特有的那种疲惫。
饭桌上，气氛总是不太对劲。李涛扒拉着碗里的饭，终于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爸，我托人问了，现在还有政策，可以一次性补缴一部分社保，虽然划不来，但总算有个保障。你和我妈年纪都大了，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李建国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
“不用。”他把那块排骨放进王秀莲碗里。
“怎么就不用了？”李涛的声调高了一点，“你总说信不过，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全国几亿人都在这个系统里，就你不信？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妈也不负责任！”
“我怎么不负责任了？”李建国也放下了筷子，脖子梗了起来，“我没让你饿着，还是没让你穿暖了？我把你供到大学毕业，我哪里不负责任了？”
“那是以前！我说的是以后！是养老！是医疗！你那些金疙瘩，能当医保卡刷吗？”
“钱就是钱，到哪儿都认！”
“你……”李涛气得脸通红，把碗重重一推，“不可理喻！你就是个老顽固！”
说完，他起身进了自己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王秀莲在旁边抹着眼泪，小声啜泣：“造孽啊，一家人，好好吃顿饭都不行……”
李建国一个人坐在那儿，看着一桌子菜，慢慢地凉下去。
夜深了，他睡不着。他走到阳台，点上一根烟。烟头的火星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他不是不懂儿子说的大道理，他只是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
那道坎，是他爹留下来的。
他爹是老厂矿的工人，一辈子吭哧吭哧，从没请过一天假。手上全是茧子，背也驼了。退休后，本以为能享享福，结果查出了肺病。
那时候的报销，条条框框多得像蜘蛛网。这个药是进口的，不报。
那个检查是超范围的，自费。他娘拿着一沓沓的单子，跑这个科室，跑那个部门，盖一个章要说一箩筐好话。
他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瘦下去，呼吸像破风箱。最后，家里的积蓄掏空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人还是没留住。
办丧事那天，他爹单位的工会主席来了，拍着他的肩膀，说节哀顺变，组织上会尽力帮助的。后来，那“帮助”就是三百块钱慰问金。
从那天起，李建国心里就长了一根刺。他觉得，那些印在纸上的承诺，听起来再好听，都不如攥在手里的东西实在。
第二年，他二十五岁，刚转正，发了第一笔年终奖。
他没给家里添置任何东西，而是揣着钱，坐公交车到了市里最大的百货公司，那时候银行还不怎么对个人卖金条。
他在金饰柜台，磨了半天，买了一根光秃秃、没任何花纹的50克金条。
他记得清清楚楚，柜员用一块红色的绒布包着递给他。那金条沉甸甸的，压得他手心一沉。他攥着那块金疙瘩，心里莫名地就踏实了。
从那以后，这就成了他的一个仪式。家具厂的效益好，他手艺又拔尖，拿的奖金总比别人多。
赵广发这个老板也大方，从不亏待他。每年年底，他都会把攒下的钱，拿去银行。
后来银行有了专门的业务，他就固定买200克的标准金条，租一个保管箱，放进去，锁好。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就这么锁进去了。
王秀莲不是没闹过。有一年，她想换个大点的彩电，李建国没同意。她气得回了娘家，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李建国没去接她，是她自己待了三天，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儿子李涛上大学那年，要买电脑，跟李建国要钱。
李建国给了他学费和生活费，电脑的钱，一个子儿都没多给。李涛气得一个暑假没跟他说过话，自己去工地搬砖，挣了台二手电脑。
家里人都觉得他是个钱串子，是守财奴。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守的不是财，是命。是他和老伴后半辈子的命。
这天下午，李建国正在用砂纸打磨一个小木凳，那是给未来孙子做的。手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把他吓了一跳。
是个陌生号码。
他划开接听，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慌张又哽咽的声音。
“是……是李师傅吗？我是赵广发家的……”
李建国心里“咯噔”一下。
“嫂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老赵他……他住院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断断续续，“体检……查出来是……是胰腺癌……情况很不好……”
李建国手里的砂纸掉在了地上。
他什么都顾不上了，跟王秀莲说了一声，披上外套就往外跑。
医院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冲得人鼻子发酸。李建国在病房门口，腿有点软。他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病床上的那个人，还是赵广发吗？
那个当年能扛着一整根花梨木大料，吆喝着“都让开”的壮实汉子，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陷在白色的被单里。脸上是蜡一样的黄色，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他看见李建国，眼珠动了动，似乎想扯出一个笑，但那比哭还难看。
“建国……你来了……”声音又轻又飘，像一片羽毛。
赵广发的儿子，小赵，站在一旁，眼睛红肿。他把李建国拉到走廊上，压着声音说：“李叔，我爸这病……医生说是癌中之王，不好治。”
“要多少钱？你说。”李建国问得很直接。
小赵叹了口气，满脸愁容：“医生推荐一种进口的靶向药，说效果可能好点，但不在医保大范围里，报销比例特别低。一个疗程下来，光药费就要几十万。后续还不知道要花多少……”
李建国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回到病房，在床边坐下。赵广发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了，就那么看着他。李建国伸出手，握住赵广发那只布满针眼、冰凉的手。那只手，曾经是那么宽厚，有力。
回家的公交车上，窗外的景象飞速倒退。李建国的思绪也回到了过去。
他想起自己刚进厂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因为操作失误，废了一块上好的柚木。所有人都等着看赵广发怎么发火。
结果赵广发只是走过来，拿起那块废料看了看，说：“料废了，手艺不能废。看清楚了，下次别再犯。”然后亲自给他示范。
他想起儿子出生，手头紧得叮当响。赵广发知道了，二话不说，塞给他一个厚厚的红包。他回家打开一看，是五百块钱。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出头。
他想起家里盖新房，赵广发开着厂里那辆解放牌大卡车，亲自拉着他去木材市场挑料。
告诉他哪种木头做梁好，哪种木头做门窗结实。一分钱没要他的，还搭进去不少好料。
最让他忘不了的，就是社保的事。
当年厂里搞规范化，人事科下了死命令，所有员工必须参保，不参保的就按自动离职处理。名单都公示出来了，第一个就是他李建国。
他以为自己这碗饭是端到头了。结果赵广发直接冲进人事科办公室，把那张通知单拍在桌子上。
“李建国不能走！”赵广发的声音，整个楼层都听得见。
人事科长扶着眼镜，说：“赵厂长，这是规定……”
“什么狗屁规定！他李建国的手艺，整个南城你给我找第二个出来！他不想交，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不管。但人，必须给我留下！”赵广发指着自己的鼻子，“出了事，我来担保！听见没有？我赵广发担保！”
那份情义，比他做的任何一张八仙桌都重。
那天晚上，李建国一夜没合眼。
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身边王秀莲的呼吸匀称而平稳。他能感觉到，只要他一动，床板就会发出轻微的呻吟。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一边，是那个银行的保管箱。里面是他四十年的心血，是他和王秀莲的养老钱，是他对抗未来所有风雨的唯一依仗。
另一边，是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的赵广发。那个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拍着胸脯说“我来担保”的男人。
他仿佛能看到那些金条，一根根，黄澄澄的，在黑暗中发着冷硬的光。它们是那么实在，那么可靠。可他又仿佛能看到赵广发那张蜡黄的脸，那双浑浊却又充满期盼的眼睛。
枕边的王秀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翻了个身，梦呓般地嘟囔了一句：“老李……别瞎想了……”
她的眉头，在睡梦中都紧紧地锁着。
李建国的心，像被一只手攥住了，拧着疼。
第二天早上，饭桌上的气氛异常沉重。王秀莲和李涛都看出了李建国的脸色不对。
李建国喝完最后一口粥，把碗放下，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我……我想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给老赵治病。”他声音沙哑，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用力。
“啪嗒！”王秀莲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
她瞪大眼睛看着李建国，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尖叫起来：“老李！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我们俩的保命钱！是我们的棺材本！你拿出去，我们俩以后喝西北风去啊？”
刚从房间出来的李涛也听到了，他一个箭步冲过来，双手撑在桌子上，死死盯着他爹。
“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早就说过，你那套行不通！现在怎么样？一辈子辛辛苦苦攒的钱，你就要一把全扔水里去？人家赵老板家大业大，厂子还在，儿子也在做生意，轮得到你来倾家荡产地救他？你这是愚忠！你懂不懂！”
王秀莲开始哭了，一边哭一边捶着自己的胸口：“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跟了你这么个死脑筋……我不管！那钱有我的一半！你要动，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
家里像是炸开了一个马蜂窝。妻子的哭喊，儿子的指责，像无数根针，扎在李建国的身上。
他低着头，一言不发，任由那些话语像冰雹一样砸向他。
等他们喊累了，哭累了，屋子里只剩下王秀莲压抑的抽泣声时，李建国才缓缓抬起头。
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像熬了七天七夜。
他看着妻子，又看看儿子，用一种从未有过的，沙哑却又异常坚定的声音说：
“当年，厂里所有人都要我走，是他拍着桌子保我。现在，所有人都能放弃他，我不能。”
“这笔钱，如果今天我不拿出来，我李建国后半辈子，睡觉都不踏实。”
他没有再多解释一个字。那些大道理，他不会说，也说不明白。
他只是默默地站起身，走进卧室。从床底下那个最隐秘的角落，拖出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打开木箱，里面是一个更加陈旧的牛皮纸袋。
他从纸袋里，拿出了银行保管箱的那串钥匙，和一本已经泛黄的凭证册。
钥匙在灯光下，闪着冰冷的光。
他拿着这两样东西，走出了家门。身后，是王秀莲绝望的哭声，和李涛那句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你去！你去了就别回来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把所有的声音都隔绝在外。
李建国独自一人，走在去银行的路上。
秋天的风已经有些凉了，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刮。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几十年的老伙计了，袖口都磨出了毛边。
他手里紧紧攥着那本凭证和那串钥匙，手心里的汗把牛皮纸袋都浸得有些濡湿。
他感觉自己不像去银行办业务，倒像一个赌了一辈子，今天终于要走向牌桌，看最后底牌的赌徒。
赢了，还是输了？
他不知道。
这条路，他走了四十年。每年年底，他都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走过。而今天，他却觉得这条路长得没有尽头。
路边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高楼拔地而起，只有他，和他的那份执拗，像是上个世纪的遗物。
银行还是那家银行，只是装修得愈发气派。玻璃门锃光瓦亮，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穿着笔挺制服的年轻人在里面穿梭，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职业化的微笑。
李建国走进去，感觉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他身上的旧夹克，脚上的老布鞋，都像是对这里的一种冒犯。
他走到柜台前，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干的年轻姑娘抬起头。
“大爷，您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李建国把那本泛黄的凭证册和钥匙放在柜台上。他的手有些抖。
“我……我来取东西。还有，把东西……换成钱。”
年轻的柜员拿起那本凭证册，翻开看了看，脸上的表情从职业化的微笑，慢慢变成了诧异。
她抬头看了看李建国，又低头看了看凭证。上面的起始日期，是她出生前好几年。
“大爷，您这个业务……时间太久了，而且数额可能比较大，我需要请我们经理过来处理。您稍等一下。”
她拿起电话，小声地说了几句。
不一会儿，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过来。他就是银行的客户经理，姓王。
王经理接过凭证，仔细地翻看着。他的表情也越来越严肃。他看了看李建国，眼神里带着一种审视和探究。
“李师傅，是吧？”王经理的态度很客气，“您这个业务比较特殊，我们需要核对您的身份信息，然后去库房办理。请您到我们的VIP室稍等片刻。”
李建国被请进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房间里有柔软的皮沙发，光洁的茶几，还有一台正在无声播放着财经新闻的电视。
他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像个等待宣判的犯人。
空调的冷风吹在他脸上，他却觉得后背一直在冒汗。
等待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他能听到外面隐约的说话声，打印机工作的声音，还有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哒哒”声。
这些声音，都像是催命的鼓点。
他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王秀莲那张绝望的脸，李涛那句“你就是个老顽固”，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他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错了？是不是真的像儿子说的那样，是个不可理喻的老顽固？用一辈子的积蓄，去填一个可能永远都填不满的窟窿，还把老伴的后路都给断了？
四十年的坚持，会不会到头来，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黄金是保值，可这四十年的物价涨了多少倍？工资涨了多少倍？房价又涨了多少倍？他那点金疙瘩，放在今天，到底还值几个钱？
够不够给老赵治病？
治完病，还剩下多少？是不是真的就所剩无几，让他和王秀莲的晚年，连一丝保障都没有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像冰冷的水，从他的脚底板，一点点往上蔓延。
他的嘴唇发干，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就在这时，VIP室的门被推开了。
王经理和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库房管理员，推着一辆小推车走了进来。推车上，是一个沉重的金属箱。
王经理当着李建国的面，用两把不同的钥匙，打开了保管箱。
箱盖掀开的那一刻，房间里仿佛亮了一下。
四十根200克的金条，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箱子里。每一根金条上，都刻着年份和克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几年前他退休。它们在灯光下，反射着一种温润而又坚实的光芒。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
那是他四十年的光阴，四十年的汗水，四十年的坚持。
王经理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将金条一根一根地取出来，放在一张铺着黑色丝绒的桌布上。
“李师傅，我们需要对这些金条进行称重和纯度检验，然后按照今天的实时金价给您进行核算。您看可以吗？”
“……好。”李建国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接下来的过程，对李建国来说，是一种漫长而残忍的煎熬。
专门的工作人员拿着精密的电子秤和仪器，对每一根金条进行检验。电子秤上的数字不断跳动，工作人员在一张表格上记录着。
李建国就坐在那里，死死地盯着。
他看到那些数字，但他看不懂。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跳，比那电子秤上的数字跳得还快。
王经理在一旁，拿着计算器，不停地按着。他的眉头时而舒展，时而微蹙。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轻微蜂鸣声，和计算器按键的“嗒嗒”声。
李建国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快要停滞了。
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试图用疼痛来让自己保持清醒。
终于，所有的检验和计算都结束了。
工作人员退了出去。
王经理拿着一张刚刚从打印机里打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单据，脸上带着一种复杂而又恭敬的微笑，走到了李建国的面前。
他把那份单据，小心地递到李建国眼前，然后身体微微前倾，把声音放得很缓，很清晰，一字一句地说道：
“李师傅，您请过目。您这四十年来存储的总计8公斤黄金，根据今天的牌价，在扣除相关手续费后，您银行账户即将收到的总金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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