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满头白发的陈静珠跟外孙唠嗑时,冷不丁扔出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老太太说:“当初跟着你外公一起走的那些人,家里的女人后来大都找了下家,只有我,死心眼,没动过那念头。”

图啥?

那日子苦得跟嚼黄连似的。

抗战一打响,她拖着三个娃逃命,从武汉跑到宜昌,最后钻进鄂西的大山沟里,这一藏就是二十年,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敢露头。

搁一般人身上,早就改嫁寻条活路去了。

可陈静珠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你外公那不是凡人,那是肚子里有墨水、干过惊天动地大事的人。

我这辈子就一个念想,把他的骨肉拉扯大,这才算对得起他。”

这话听着土气,可剥开来看,里面藏着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还有一个男人在乱世里最毒辣的眼光。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得把日历翻回1923年。

那会儿的李汉俊,日子过得挺拧巴。

在外头,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呼风唤雨的大教授;可一推开家门,就是一地鸡毛。

原配走了,剩下儿子李声簧和女儿李声馥。

一个大老爷们,整天要在外面搞革命,腿脚不着家,俩孩子只能扔给老母亲照看。

但这总归不是个法子。

这时候,摆在李汉俊面前的道儿,其实有两条。

头一条,是那个圈子里的“标配”:凭他的名望和才学,再娶个名媛或者大家闺秀。

身边的朋友也都这么想——才子配佳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第二条道,是找个踏实能干、能过日子的。

李汉俊没犹豫,直接选了第二条,而且选得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要娶陈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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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炸开,圈子里都沸腾了。

陈静珠是谁?

大字不识几个,不懂啥主义不主义,更不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大伙儿都纳闷:李汉俊这是图啥?

说白了,李汉俊心里的账算得比谁都精。

这笔账有两层意思。

头一层是“互补”。

李汉俊当时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精神时刻紧绷着。

他不需要一个跟他红袖添香、谈风弄月的娇小姐,那得耗费太多精力去哄着捧着。

他急需的,是一个能把大后方稳住、让他出门没后顾之忧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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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安稳”。

两个没娘的孩子是他的软肋。

真要找个心高气傲的大小姐进门,未必容得下前妻留下的种;但找个朴实心善的陈静珠,孩子起码能有口热乎饭,能有个真心疼他们的人。

女儿李声馥后来说起父亲当年的决定,一语道破:“父亲喜好简朴,觉得找个勤劳老实的妇女管家,他就能腾出手来搞事业;更是盼着有个心善的后妈能照顾我们。”

结果证明,李汉俊这把赌对了。

结了婚,李汉俊基本就是个甩手掌柜,把“家”全扔给了陈静珠。

他穷得叮当响,家底儿都捐给了革命,结婚穿的那身西装还是找亲哥借的。

外人看他穿得跟个老农似的,笑话他不像个大教授。

他也不恼,乐呵呵地说:“穿得破点好,方便跟工人打成一片。”

家里的钱不够花,他还得往外掏,资助困难的同志。

孩子们不懂事,问“咱家咋这么穷”,陈静珠从来不抱怨,总是耐着性子跟娃解释,说爸爸是在做大事情。

在这个重组的家里,李汉俊唱红脸,陈静珠就唱白脸。

有个事儿特有意思。

李声馥刚上小学一年级那会儿,赶上学校发榜,老天爷不作美,下起了冰冷的雨。

兄妹俩在操场上冻得直哆嗦。

就在这时候,一辆人力车停在了跟前——那是爸爸当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专车。

俩孩子破天荒坐着老爹的专车回了家。

还没高兴两分钟,李汉俊回来了。

一进门,李汉俊那脸拉得老长,对着陈静珠就是一顿批:“谁让你擅自动车的?

那是公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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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声馥这才明白,是继母心疼他们淋雨,怕孩子冻出病来,这才硬着头皮派了车。

还有一回,刮风下雨的,李声馥赖着不想去幼儿园。

陈静珠心软,说:“天不好,孩子又小,今儿就算了吧。”

结果李汉俊死活不答应:“越是这会儿,越得锻炼孩子,不但要去,还不准迟到。”

看着丈夫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陈静珠只能温柔地哄着闺女出门。

这两件事凑一块儿看,你就能明白陈静珠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她是严厉父权和年幼子女中间的那个缓冲垫。

没她,李汉俊那种近乎苛刻的自律,保不齐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可有了她的温情托底,孩子们既懂了规矩,又没缺了母爱。

这正是李汉俊当年顶着流言蜚语娶她时,最想要的结果。

可惜,这段看似完美的“互补型婚姻”,在1927年戛然而止。

那年11月,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桂系的胡宗铎、陶钧控制了武汉,被人叫作“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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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刀,很快就架到了李汉俊的脖子上。

12月的一天下午,汉口日本租界。

李汉俊正在家里跟詹大悲下棋。

突然,一大帮日本巡捕和国民党大兵冲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接顶到了脑门上。

这会儿,陈静珠表现出了惊人的定力。

虽说吓得够呛,可她第一反应不是哭天抢地,而是瞅见丈夫脚上还趿拉着拖鞋。

她下意识地喊丈夫换双鞋再走。

李汉俊回过头,一脸平静地对妻子扔下句话:“别换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这就成了两人的最后一面。

当天晚上9点,李汉俊和詹大悲在汉口单洞门附近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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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卫戍司令部的杀人告示贴满大街,陈静珠才知道丈夫回不来了。

那一瞬间,她差点昏死过去——这时候,她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小女儿李声䭲。

天塌地陷。

紧跟着,连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也被抓了进去。

虽说因为身份特殊很快放出来了,还收殓了弟弟暴尸街头的遗骨,但这个家的顶梁柱算是彻底折了。

这时候,摆在陈静珠面前的,是一道要命的选择题。

她还年轻,拖着三个娃(一个遗腹子,俩继子继女),在白色恐怖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

改嫁?

这是最符合生存本能的路。

把孩子送人,或者带着孩子找个依靠,在那个乱世里,没人会戳她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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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寡?

那是条绝路。

没钱没粮,顶着“共党家属”的帽子,还得把三个孩子拉扯大。

陈静珠一咬牙,选了那条绝路。

抗战爆发后,局势烂透了。

日本鬼子逼近武汉,陈静珠带着三个孩子开始了漫长的大逃亡。

这一跑就是二十多年。

从武汉辗转到宜昌,再钻进鄂西的大山,一个弱女子,硬是靠着那点微薄的力气,在战火和穷困的夹缝里,把李汉俊的血脉死死护了下来。

大儿子李声簧14岁就跑去参加革命;二女儿李声馥一直跟在她屁股后头,拿她当亲妈;小女儿李声䭲在她身边长大成人。

这二十多年的苦水,她很少往外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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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年,她才跟那个外孙吐露了心声。

“因为你外公不是一般人。”

这句话,是她拿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

再回到1923年的那个路口。

可把时间轴拉长到四十年,你会发现,这是他人生中最英明的一次战略布局。

他选的不是个花瓶,是个战友。

一个在他活着时能让他心无旁骛干革命,在他死后能替他守住家、护住根、把孩子培养成革命者的钢铁战友。

1964年,陈静珠走了。

要是真有另一个世界,李汉俊见到她,大概会说一句:当年的那笔账,是我算准了,也是我欠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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