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955年，地点是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当消息传来，说瞿秋白的骨灰已经被移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宋希濂这位曾经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中将，突然间老泪纵横。
掐指一算，这时候离瞿秋白牺牲，整整过去了二十个年头。
周围的狱友都觉得，他这是被烈士的精神打动了，要不就是在忏悔自己前半生的罪孽。
其实，宋希濂心里的那道坎，比大伙儿想的要纠结得多。
那感觉不光是后悔，更像是一种透到了骨子里的无力。
因为当年下令开枪的人是他，而在最后时刻，狠心拒绝见瞿秋白最后一面的人，还是他。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35年，别去管那些宏大的历史背景，单看福建长汀那间小小的牢房，你会发现，这里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关乎“攻心”与“守心”的顶级较量。
那时候，摆在宋希濂面前的摊子，挺棘手。
1935年刚开春，红军主力长征走了，留下来的队伍不得不分散活动。
宋希濂带着三十六师在福建长汀那一带，堵住了一伙红军。
没过多久，保安第十四团发来急电，说是逮着个“可疑人物”。
这人自称叫“林琪祥”，是个上海医生。
可他一张嘴就是苏南口音，加上那股子独特的气质，怎么瞅都不像个大夫。
宋希濂鼻子灵得很，觉得不对劲，立马指派师参谋长向贤矩亲自去提人。
经过一番辨认，再加上叛徒在旁边指指点点，这位“林琪祥”也就懒得装了。
他那笑得叫一个坦荡，撂下一句话：“行吧，我也不费劲演戏了。
我就是瞿秋白，前十几天写的那些什么‘林琪祥’、‘上海’之类的供词，你们就当小说看吧。”
人是验明正身了。
接下来的难题是：咋处理？
摆在宋希濂案头的，实际上有三条路子。
头一条，上大刑，撬开嘴巴要情报。
这是国民党对付被俘红军将领的老套路。
第二条，就地枪毙，一了百了。
这法子最省心。
第三条，给好脸色，慢慢感化，劝他“转个向”。
宋希濂想都没想，直接选了第三条。
为啥？
这里头有两层算盘。
一层是私人感情。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1924年进军校那会儿，甚至还秘密入过党。
那年月的瞿秋白，早就名满天下，是宋希濂这种热血小年轻心里的偶像。
虽然后来路走岔了，但那种对才华和人品的敬畏心还在。
另一层，就是图个利。
宋希濂心里明镜似的，像瞿秋白这种分量的大佬，真要能被他给“感化”了，不光能从精神上给对手一记重锤，对他自己的官运来说，那是天大的功劳。
说白了，这哪是尊师重道，分明是一场算计得精细入微的“精神围猎”。
于是，长汀的监狱里出现了怪事。
没有老虎凳，没有大声呵斥。
宋希濂给瞿秋白腾出了条件不错的屋子，吃喝上尽量照顾，甚至特意嘱咐不许戴镣铐。
手底下几个人看不明白，宋希濂给他们上课：“古人都说以柔克刚，像瞿秋白这种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不能来硬的，得用感情去泡，去软化他。”
宋希濂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想用“同胞情谊”来拉拢瞿秋白。
刚见面，宋希濂就张罗着给瞿秋白看病。
被拒之后，他又扯起“人道主义”的大旗：“两国打仗还讲究优待俘虏和伤员呢，何况咱们都是中国人。”
这话听着挺像样，可在瞿秋白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瞿秋白当场反击：“人道主义？
蒋介石1927年靠杀人起家，不管国家危难搞第五次‘围剿’，请问这时候人道主义去哪了？”
宋希濂被怼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发现，真要论逻辑和道义，他压根不是瞿秋白的个儿。
硬的不行，那就继续软磨硬泡。
瞿秋白要纸笔写东西，宋希濂全答应。
这种“优待”持续了一阵子，直到南京那边的蒋介石耗尽了耐心。
蒋介石先是派人来接手审讯，结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宋希濂看着南京来的人灰溜溜走了，心里竟然松了口气——这说明不是他宋希濂没本事，而是瞿秋白这块骨头，太硬，谁也啃不动。
紧接着，蒋介石的密电到了，只有冷冰冰的八个字：“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事到如今，宋希濂必须做第二个关键决定。
本来，他还可以像之前那样，维持一种“半敌半友”的面子工程。
可现在，杀头令下来了，那层温情脉脉的窗户纸必须捅破。
第二天，宋希濂没露面，而是让参谋长向贤矩去摆了桌送行酒。
瞿秋白心里早有数。
看着满桌酒菜，他笑着问：“怎么？
这是要送我上路？”
得到准信后，瞿秋白端起酒杯，一脸淡定：“我早就等着这天了。”
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把绝笔《多余的话》寄给武汉的朋友。
转头，瞿秋白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请求。
他对向贤矩说：“你们宋长官生活上挺照顾我，我想临走前跟他喝杯酒道个谢，不知道行不行？”
这是个快死的人最后的心愿。
按理说，宋希濂之前又是优待又是探望，这会儿出来喝杯酒，全了这份“私交”，顺理成章。
可向贤矩把话带到后，宋希濂一口回绝。
理由就一句：“优待是为了软化他，现在委员长决定要杀他，我要是再出面喝酒，成何体统？”
这句“成何体统”，把宋希濂的底牌全亮出来了。
之前的客气、尊敬，归根结底都是政治手段。
一旦任务黄了，瞿秋白从“争取对象”变成了“死敌”，宋希濂立马缩回国民党中将的壳子里，划清界限。
他不想见，也不敢见。
他怕面对瞿秋白那双看透一切的眼睛，更怕这杯酒喝下去，会动摇他给“党国”卖命的决心。
那天晚上，瞿秋白吃了安眠药，睡得挺踏实。
转天清晨，瞿秋白换上了洗干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
出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挺有深意的动作——回头瞅了一眼山坡不远处的二楼窗户。
那是宋希濂的办公室。
也许是告别，也许是无声的质问。
而这会儿，宋希濂正躲在那扇窗户后面，偷偷摸摸地看着这一幕。
两个当年的校友，一个在楼下昂着头赴死，一个在楼上像贼一样窥视。
这一明一暗，似乎已经预示了两人在历史上的结局。
瞿秋白走出大门，来到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
他盘腿坐下，冲着刽子手微笑着点了点头，留下了那句震古烁今的遗言：“此地甚好，开枪吧！”
枪响人倒。
宋希濂赢了肉体上的消灭，却输掉了精神上的对决。
这个遗憾，成了宋希濂后半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
1955年的那场痛哭，只是悔恨的开头。
故事还没完。
在后来那动荡的十年里，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被歪曲，成了“背叛”的把柄。
他在八宝山的墓都被砸了，从烈士变成了“叛徒”。
就在所有人都不敢吭声的时候，又是宋希濂站了出来。
他在监狱里，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一遍遍证明：瞿秋白从来没投降，没出卖过任何人，死得那是相当壮烈。
这算是一种迟到了几十年的“补偿”。
1980年，瞿秋白的名誉终于恢复。
听到这个信儿，已经是古稀老人的宋希濂激动得不行。
回头再看，1935年的那个决定——那个想用“软刀子”征服瞿秋白的决定，还有那个最后关头避而不见的决定，成了宋希濂一辈子的心结。
他以为自己是掌控者，是判官。
可历史证明，那个在草坪上盘腿而坐、笑着说“此地甚好”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有些东西，枪炮和权谋永远杀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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