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周作人年谱》《周作人传》相关历史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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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上海，夏日炎热难耐。
尤炳圻家的客房里，一位64岁的老人伏在桌前，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他面前摊开着信纸，手中的笔已经举起又放下无数次。
窗外偶尔传来鞭炮声，那是新政权即将成立前夕人们的庆祝，可每一声响动，对这位老人来说都像是催命的钟声。
这位老人叫周作人，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三个月前，他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被释放出来。此刻的他，正在起草一封可能决定自己生死的信件。
从1949年1月26日出狱至今，周作人一直寄居在学生尤炳圻的上海家中。北平已经解放，可他不知道新政权会如何看待自己这样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人。
抗战期间，他担任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相关职务，这个身份让他在1945年12月被国民政府逮捕，次年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改判10年。
如今，国民政府已经溃败，周作人虽然重获自由，但前路依然迷茫。他听说北平的八道湾11号老宅还在，那个住了几十年的院子，那些熟悉的槐树和房舍，时常在他梦中出现。
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去，不知道新政权是否会再次追究他的责任，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宽容还是严惩。
窗外的蝉鸣声此起彼伏，闷热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周作人放下笔，闭上眼睛，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从少年时代的求学岁月，到新文化运动的风云际会，从兄弟失和的痛苦，到抗战时期那个致命的选择，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7月4日这天，经过数日的反复斟酌，周作人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在信纸上写下第一个字。这封长达六千余字的信，将决定他的命运走向。
【一】从绍兴到北大：周家兄弟的文化之路
要理解周作人的人生轨迹，得从周家说起。
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的周家新台门。这是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到周作人这一代已是第十四代。祖父周福清是进士出身，曾在京城为官。
父亲周凤仪，母亲鲁瑞。周作人上有长兄周树人，也就是后来的鲁迅，下有三弟周建人，还有一个妹妹端姑和四弟椿寿都早年夭折。
周作人出生时，祖父正在京城任职，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位姓魁的旗人来访，于是给这个孙子取名"櫆寿"，与长孙"樟寿"相对应。
后来因为应考，改名奎绶，字星杓。到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又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作人，号朴士。
兄弟俩从小一起在三味书屋读书，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那时的绍兴，还是科举时代的天下，读书人的出路就是考取功名。
周作人在1898到1899年和1900到1901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止步于院试，没能进入更高一级。
科举无望后，周作人转向新学。1901年，16岁的他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选择的是管轮班，也就是学习轮机专业。在这所学堂里，他读了整整六年。
那时的专业课程都用英文教材，这让周作人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这段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6年，21岁的周作人考取官费留学生资格，东渡日本。
名义上是去学"造房子"，也就是土木工程，实际到达日本后，他先读了法政大学预科，后来进入东京立教大学，专攻希腊文、英文等西方语言。
他研读《远征记》等古希腊文学经典，课余时间还到神学院学习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在日本的那些年，周作人与哥哥鲁迅合作翻译了《域外小说集》。这套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作品。
虽然初版只卖出二十多本，销量惨淡，但这部译作无论是文采还是对原文的理解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作品。
除了翻译，周作人还跟随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与许寿裳、钱玄同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他还短暂学习过俄文、梵文等多种语言。这些学习经历，让周作人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
1909年，24岁的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羽太信子是他所居住公寓的女佣，两人在日常接触中产生了感情。
这段婚姻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议论，但周作人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这个决定，后来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1911年，周作人携妻回国。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年份，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回国后，周作人先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也就是督学，干了半年。后来转到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当教员，教了四年英文。
那几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在酝酿。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旧礼教。鲁迅在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经鲁迅推荐，周作人也来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
半年后的1918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
这一年，他还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为该系首任系主任。该系的师资还包括张凤举、徐祖正等人，可惜后来因战争爆发而停办。
在北大任教期间，周作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他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当年，他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等五位北大教员联名在会上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这个提案改变了中国文字书写的历史，让标点符号正式进入汉语书面语体系。
1922年，周作人又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16人组成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推动汉字简化工作。
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那时的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为《新青年》撰写文章，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重要理论文章，提出要重视人性，反对旧礼教对人性的压迫。
1921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应该关注社会现实。他还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人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文字平和冲淡，富有哲理，常援引古今中外的诗文，有一种闲适淡泊的情调。
他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写读书的感受，写对人生的思考，文笔清新雅致。他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反响。
1918年，周氏三兄弟及其家人一起搬进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11号。这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是鲁迅用卖掉绍兴祖产的钱买下来的。
鲁迅住前院，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北房中间三间。
这个院子，见证了许多文学名篇的诞生。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社戏》等作品，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创作出来的。
那时的八道湾11号，是北京文化圈的一个中心。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文化名人经常到访。
院子里高朋满座，谈论的都是国家前途、文化革新等大事。周作人在后院设了一间书房，取名"苦雨斋"，这个名字来自日本俳句诗人的一个意象，表达的是一种淡淡的愁绪。
1920年4月7日下午，一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青年来到八道湾11号。这位青年当时正在北京参与新文化活动，对新村主义等思潮很感兴趣。
他来拜访周作人，是想请教关于新村运动的事情。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简单记录了这次会面。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那个人物。
那时的周作人，事业如日中天，家庭看似和睦，前途一片光明。可谁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个家庭分崩离析。
【二】兄弟失和与留守北平的抉择
1923年7月18日，一个炎热的夏日。这一天，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内容却让鲁迅震惊。周作人在信中表示，从此与鲁迅断绝兄弟关系，请鲁迅搬出八道湾11号。
这封突如其来的绝交信，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团。关于两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经济纠纷，有人说是家庭矛盾，有人说是思想分歧。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后来回忆说，二哥周作人"昏"了，不明外事。鲁迅本人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过，周作人"颇昏，不知外事"。
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这场风波中起了重要作用。羽太信子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都患有一种癔症，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歇斯底里发作。
她对鲁迅的态度日益不满，经常在周作人耳边说鲁迅的不是。周作人对妻子言听计从，最终导致了这场决裂。
鲁迅收到信后，当天就搬出了八道湾11号，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后来母亲和周建人一家也搬离了八道湾。从此，周作人成为这座院子唯一的主人。
兄弟决裂后，两人再未见面，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鲁迅在文章中偶尔会隐晦地提到这件事，流露出痛苦和无奈。
周作人也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曾经亲密无间、并肩战斗的兄弟，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噩耗传来，周作人未能见到哥哥最后一面。据说，他在得知消息后，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鲁迅去世后不到一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日军占领北平后，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或转入地下。北京大学准备南迁，大部分教授都跟随学校撤离。
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示意周作人留下照看校产。
蒋梦麟说："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
周作人最终选择留在北平，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这个选择，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留在北平的最初一段时间，周作人还保持着相对超然的态度。他应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的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
1938年9月起，他还到燕京大学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担任客座教授。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背景的学校，相对来说还算中立。
可形势的发展，逐渐超出了周作人的预期。日本占领当局一直在拉拢他，希望他出面为伪政权站台。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与何其鞏、钱稻孙一同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这次会议有日本军方背景，出席者包括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人，还有日本占领军的代表。
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给周作人的公开信，痛斥他的行径。
诗人艾青发表《忏悔吧周作人》，以诗的语言向周作人提出严重警告，写道："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艾青的这句话，不是夸张的比喻，而是即将成为现实的预言。
【三】元旦枪声与不归之路
1939年1月1日，元旦。上午约九点钟，北京八道湾11号。
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来拜年，师生二人正在西屋客厅里闲聊。突然，工役徐田进来通报，说有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求见。周作人向来不拒绝来访者，尤其是学生，便让徐田请他们进来。
两个年轻人走进客厅。其中一人穿着青色大衣，戴黑色英式皮帽和黑色口罩，脚穿黑皮鞋，自称姓李。另一人穿古铜色衣服，戴灰毡帽，脚穿黑皮鞋，未报姓名。
两人口音是北方口音，年纪大约二十二三岁，说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想请教周先生关于赴日留学的事情。
周作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招呼他们坐下。就在这一瞬间，那个姓李的年轻人突然开口，随即枪声响起。
周作人腹部中弹，但他没有倒下。沈启无本能地站起来，开枪者又对他开了一枪，沈启无左肩中弹，倒在地上。
开枪者转身离开。周作人反应过来，赶紧从北门退回内室。沈启无也爬起来，跟着进去。这时听到外面又响起数声枪响，声音如同放鞭炮一般。
原来工役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些应对方法。他躲在门背后，等刺客出来后从后面抱住他，一手抱住他的腰，一手去夺他藏在衣袋里的枪，同时大声呼叫其他人来帮忙。
那天是元旦，门房里的人很多，附近的车夫也都来闲聊。大家听到呼叫声，一时不知所措。就在这混乱之际，刺客还有一个同伙在外面接应。
看到同伴被困，接应者冲进来开枪解救，连开数枪。两名刺客趁乱逃脱，而帮忙的车夫张三中弹身亡，车夫小方的肩背被子弹擦过受伤。
周作人命大。那天他穿着厚实的冬衣，子弹恰好击中毛衣上的铜扣，只是擦伤了皮肤，并无大碍。沈启无左肩中弹，在医院疗养一个半月后康复出院。
这次刺杀事件震动了整个北平。关于刺客的身份，当时就有多种说法。日方宣称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意在阻止周作人与日方合作。
周作人自己后来一直坚持认为是日本军方策划的，目的是逼迫他不得不接受伪职。
事实上，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一个叫"抗日锄奸团"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天津，成员都是爱国青年学生。
他们先后在天津成功清除了一些汉奸，引起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注意。
1938年秋，天津抗团成员宋显勇、范旭、方圻、黎大展等人一起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正值周作人开始与日方接触之际，他们看不惯这位燕大教授的亲日行径,遂开始秘密筹划刺杀行动。
1938年冬，传出周作人将要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
抗团认为，周作人是著名文人，素享盛誉，如果他投靠日军，影响会极其恶劣。12月底，抗团派李如鹏和赵尔仁两人从天津到北平执行任务。
李如鹏是南开大学学生，抗团的组织干事。他自告奋勇要去刺杀周作人，因为周作人原本是他在文学方面的偶像。正因为曾经崇拜，所以更觉得背叛可耻，他不愿假手于人，决定亲自动手。
1939年元旦那天，李如鹏和赵尔仁由燕京大学学生范旭带路，来到八道湾11号。三人出示了一封介绍信，向门人说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来找周先生面商赴日留学之事。
门人将他们放了进去。李如鹏和范旭进入客厅，赵尔仁在外面把风。就发生了前面那一幕。
刺杀行动虽然未能成功，但产生的影响却出乎意料。日本宪兵立即进驻周作人家中，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和施压。
外界对周作人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人认为他与日方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
遇刺后第二天，1939年1月2日，伪北京大学秘书长钱稻孙就来访了。他是周作人的浙江同乡，奉命劝说周作人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
1月7日，周作人往访钱稻孙，表示接受这个聘任。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
"不能不当"四个字,透露出周作人当时的心态。日本宪兵住在家中，时刻监视，这种压力让他感到无法拒绝。可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1939年1月，周作人接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3月，他应聘兼任北大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病去世。
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他正式上任。
此后几年，周作人还兼任了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华北新报》经理、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多个伪职。
他还参加了多次日伪主办的文化活动，发表过一些配合日方宣传的言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鞭炮声响彻云霄。可在八道湾11号，周作人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他知道，清算的时刻到了。
1945年12月，周作人在北平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消息传出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们纷纷为他奔走求情。
俞平伯专门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北大前任校长蒋梦麟也给法院写信，证明当初确实委托过周作人留在北平照看校产。新任校长胡适也为他写了证明，说他保全了北大的图书和设备。
1946年11月6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法庭上的周作人已经61岁，头发花白，身体虚弱。
法院认定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但考虑到"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加上各方求情，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剥夺公民权10年。1947年12月9日，刑期改判为10年。
在老虎桥监狱的日子里，周作人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重新翻译《希腊的神与英雄》，可译稿后来毁于一场火灾，心血付之一炬。监狱里的生活艰苦，冬冷夏热，周作人的身体日益虚弱。
1949年1月，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在和谈氛围中决定释放一批政治犯。1月26日，周作人获得保释，走出了老虎桥监狱。
出狱时的周作人已经64岁。第二天，学生尤炳圻父子陪同他乘火车去上海。当时北平已经解放，南京、上海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局势动荡，京沪之间已不能正常通车。
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车厢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安顿他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文化名人，此刻体会到了逃难的滋味。
第二天傍晚到达尤炳圻家时，天色已黑。那天正是农历戊子年除夕，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从这一天起，周作人寄居在尤家，成了不速之客。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周作人的处境尴尬而艰难。他不知道时局会如何变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北平已经解放，他听说八道湾11号还在，可他不敢贸然回去。新政权会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人，会不会再次追究他的责任，他心里完全没有底。
胡适从上海准备去美国前，曾托人劝说周作人离开中国。
周作人的学生洪炎秋在台湾大学任教，也写信表示愿意帮助安排他去台湾，已经找好了北投的住所，日常生活费用也有人负责。可周作人犹豫再三，最终没有接受这些建议。
他想回北平。那个住了几十年的院子，那些熟悉的槐树、房舍，那些满架的藏书，时常在他梦中出现。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回到那里。
1949年3月19日，周作人为友人题花鸟画作诗四首，诗名分别是《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诗虽是咏物，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迷惘、惆怅、思归和无奈的情绪，却一览无余。
从4月起，周作人重新开始写日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他开始认真思考：要不要给新政权写信。如果写，该怎么写，说什么，能否得到回应。
日子一天天过去，上海的天气越来越热。周作人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无限期地等下去了。他必须做出选择，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争取一个机会。
经过数日的反复思考和字斟句酌，7月4日这天，周作人终于下定决心。他拿起笔，开始在信纸上写下第一个字。这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字字句句都关系着他的生死存亡。
信写完后，周作人将它慎重地装进信封，交给学生，委托送往北平。此后便是漫长的等待。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煎熬，不知道信是否送达，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到了8月上旬，回音终于来了。数日后，当那封盖着印章的回信送到周作人手中时，他颤抖着拆开信封，只见上面用红笔批注了简短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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